社會服務部門有遭受性虐待兒童的檔案。我以前可以查到這些資料，但現在我不在體制內。隱私法越發嚴格瞭。
我得找人幫忙，這個人我已經十多年沒見瞭。她叫梅琳達·科斯莫，我擔心自己可能都認不出她來。我們約好在地方法院對面的咖啡廳見。
我第一次來到利物浦的時候，梅爾[1]還是個義務社工。現在，她已經是這一帶的負責人瞭（旁人稱其為“孩子保護專傢”）。很少有人能在社區服務崗位幹這麼久，因為他們要麼做到精疲力竭，要麼被煩得勃然大怒。
梅爾的衣著打扮是典型的朋克風格，頭發高高豎起，滿衣櫃都是皮夾克和破破爛爛的工裝褲。不管她同不同意別人的觀點，她都經常和別人唱反調，因為她喜歡看別人捍衛自己相信的東西。
她在康沃爾郡長大，父親是當地的漁民，總是用自以為是的口吻教育她，“男人的活”和“女人的活”有什麼不同。不出所料，她成瞭一名偏激的女權主義者，還寫瞭一篇題為《當女人穿褲子的時候》的博士論文。如果她父親知道這件事，準要從墳墓裡跳出來。
梅爾的丈夫博伊德是個來自蘭開夏郡的小夥子，經常穿卡其褲和高領毛衣，抽手工卷的雪茄。他高高瘦瘦，十九歲頭發就白瞭，但留瞭一頭長發，紮成一個馬尾辮。我隻看過一次他披頭散發的樣子——那是我們打完羽毛球洗澡的時候。
他們很熱情好客。我們周末的晚餐派對多數在博伊德傢破敗失修的陽臺上舉辦，他傢有座“風鈴”花園，還有一口老舊的魚池，裡面種著大麻類植物。那時，雖然我們工作勞累，不受賞識，卻還是很樂觀。朱莉安娜彈吉他，梅爾則在一旁唱歌，她的歌聲像瓊尼·米歇爾。我們會舉行素食大餐，一杯接一杯喝酒，再吸點大麻，一起痛批世界的不公，直到周一才能從宿醉中緩過來，胃脹氣會一直持續到周三。
梅爾在窗外對著我扮瞭個鬼臉。她把直發別在臉後，穿著黑色牛仔褲和裁剪合身的米色夾克。她夾克的翻領上方系瞭條白色絲帶，我不記得這是哪個慈善機構的標志瞭。
“這就是管理人員的打扮嗎？”
“不，這是中年女性的打扮。”她笑著說，高興地坐下，“這雙鞋難穿死瞭。”她說著，把它們蹬到地下，揉著自己的腳踝。
“去購物瞭？”
“我去瞭一趟少年法庭，執行緊急護理令。”
“結果還不錯吧？”
“沒讓事情變得更糟就是瞭。”
我去買咖啡，她負責看著我們的東西。我知道她在觀察我——想看看我有沒有什麼改變。她可能在想，我們還有相似之處嗎？為什麼我突然約她？護理行業的人都格外多疑。
“你的耳朵怎麼瞭？”
“被狗咬瞭。”
“不要和動物一起工作。”
“我總聽別人這麼說。”
她註視著我在吃力攪拌咖啡的左手。“你和朱莉安娜還在一起吧？”
“嗯。我們有瞭孩子，叫查莉。她八歲瞭。朱莉安娜可能還會懷二胎。”
“她懷不懷二胎，你不確定？”她大笑。
我跟著她一起笑瞭起來，但隨之感到一陣愧疚。
我問起瞭博伊德。我把他想象成一個老年嬉皮士，和以前一樣，穿著亞麻襯衫和旁遮普人的短褲。梅爾轉過臉去，但我還是註意到瞭她眼神裡飄過的痛苦神色。
“博伊德去世瞭。”
她一動不動地坐著，繼續讓沉默蔓延，好讓這消息不那麼突兀。
“什麼時候的事？”
“一年多以前瞭。一輛帶前保險杠的大貨車沖過停車欄，把他撞死瞭。”
我表達瞭自己的遺憾。她悲傷地笑笑，舔瞭口勺子裡的奶沫。
“人們說，喪偶第一年是最艱難的。我跟你說，感覺就像在暴動中被五十個拿著警棍和防暴護盾的警察拋棄一樣。我直到現在也沒能接受他去世的事實。我甚至怨過他一陣子。我覺得是他拋下我，自己走瞭。我故意賣瞭他的唱片藏品，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傻。結果我又花兩倍的價格買回來瞭。”她嘲笑自己，攪瞭攪咖啡。
“怎麼不和我們說，我們都不知道這回事。”
“博伊德弄丟瞭你的地址。當時他著急得不行。我其實本來可以找到你的。”她抱歉地對我笑笑，“隻是那段時間我誰都不想見。見到你們，隻會讓我追憶那段美好的舊時光。”
“他葬在哪裡？”
“他在傢，住在我檔案櫃的一個小小銀罐子裡。”她的措辭讓人感覺他仿佛還在花園裡百無聊賴地散步。“我不想把他埋到地下，太冷瞭。下雪瞭怎麼辦？他不喜歡寒冷的天氣。”她悲淒地看著我，“我知道這麼做很傻。”
“我不覺得。”
“我想過存錢，把他的骨灰帶到尼泊爾。我可以在山頂撒下它們。”
“他恐高。”
“是啊。或許我應該把他的骨灰撒在默西河。”
“你能那麼做嗎？”
“反正沒人能阻止我。”她傷感地笑笑，“所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瞭利物浦？你一直不喜歡這裡，恨不得趕緊走。”
“真希望你們倆能跟我一起回去。”
“南下？算瞭吧！你知道博伊德是怎麼看倫敦的。他說，住在倫敦的人都在追逐一些別處沒有的東西，但那些東西之所以在別處找不到，是因為他們沒有費心去觀察。”
我能想象出博伊德說這番話時的語氣。
“我需要查看一份兒童保護文件。”
“紅邊文件！”
“對。”
我已經好幾年沒聽過這個詞瞭。這是利物浦的社工給兒童保護移交文件起的綽號，因為初始表格的邊緣是深紅色的。
“哪個孩子？”
“博比·摩根。”
梅爾立刻想起瞭這個名字。我能從她眼裡讀出來。“我那時在深夜兩點打電話吵醒瞭一位地方執法官，叫他簽一份臨時護理令。他的父親自殺瞭。你肯定記得吧？”
“不記得。”
她皺起眉頭。“那孩子或許是厄斯金負責的。”魯珀特·厄斯金是部門裡的高級心理醫生。我曾經是團隊裡的初級成員，每次逮著機會，他就會提醒我這點。梅爾曾是博比那個案子裡的義務社工。
“是一位學校老師提交的。”她解釋道，“孩子的母親一開始什麼都不肯說。等她看到醫療證據的時候，她崩潰瞭，和我們說，她懷疑是她丈夫幹的。”
“你能幫我拿份文件嗎？”
我看得出，她想問我原因。但同時，她又意識到，或許什麼都不知道更安全。已經被封存的兒童照管文件會被存放在利物浦社會服務部門的總部哈頓花園。文件會保存八十年，隻有職位夠高的職員、經授權的機構或法庭官員才有權查看。每一次查看文件都會被記錄在案。
梅爾盯著茶勺裡自己的倒影。她要做決定瞭。幫我，還是拒絕？她掃瞭一眼手表。“我要打幾個電話。一點半的時候來我辦公室找我。”
分別時，她吻瞭吻我的臉頰。為瞭消磨等待的時間，我又點瞭一杯咖啡。無所事事的時候最難熬瞭，因為我有太多時間思考。一思考，無厘頭的想法便像罐子裡的乒乓球一般在我腦子裡蹦來蹦去。朱莉安娜懷孕瞭。我們得在樓梯底部搭一個兒童門。這個夏天，查莉想去野營。博比和凱瑟琳之間有什麼聯系？
又一輛貨車駛過——但這輛不是白色的。司機往咖啡廳前的人行道上扔瞭一摞報紙。頭版頭條上寫著：“懸賞捉拿麥克佈賴德謀殺案兇手。”
梅爾的辦公桌很整潔，隻有兩摞雜亂堆疊的文書放在桌子的兩邊。她的電腦上裝飾瞭些貼紙、新聞提要和卡通漫畫。其中一幅畫是一個搶劫犯拿槍指著被劫持者，威脅道：“要錢還是要命！”被搶劫的人隻好答：“我既沒錢也沒命，因為我是個社工。”
我們來到三樓的社會服務部門。大多數辦公室周末都沒人。從梅爾的辦公室向外看，可以看到還未完工的預制倉庫。她幫我拿瞭三份文件，每份上都印著一個紅色公章。在她購物回來之前，我有一小時的時間翻看文件。
我知道這種文件大概有什麼內容。補全情報的首要規則是保留所有記錄。社會服務就是這樣。他們去幹預別人的生活時，會仔細地記下每一個決定。他們會進行詢問，評估傢庭情況，寫份精神分析報告和醫學記錄。他們會保留所有案例研討會和戰略會議的會議記錄，以及警方聲明和法院裁決的副本。
如果博比在兒童之傢或者精神病院待過，肯定會被記錄在案，然後我就能找到那傢機構的名字、入住日期和地點。如果我運氣好，拿這些文件和凱瑟琳·麥克佈賴德的檔案進行交叉核對的時候，說不定就能發現他們之間的聯系。
檔案的第一頁是聖瑪麗小學的來電記錄。我認出瞭梅爾的筆跡。博比最近“表現出瞭一些反常行為”，不僅尿褲子，把褲子弄臟，還“出現瞭不正常的性行為”。他拉下自己的內褲，和一個七歲的女孩模仿性交的姿勢。
梅爾用傳真將這些信息發給瞭地區負責人。她還給地區辦事處的職員打瞭個電話，調用索引文件，查看博比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是否有不當行為記錄在案，結果什麼都沒找到，於是，她建立瞭一個新文檔。她最擔心的是博比身上的傷。梅爾咨詢瞭兒童事務處助理主任盧卡斯·達頓，主任決定對此事展開調查。
因為文件的邊緣是紅色的，我很快便找到瞭“紅邊文件”。文件上記錄瞭博比的名字、出生日期、住所地址、他父母的資料、他的學校、他的全科醫生，以及已知的疾病。上面連聖瑪麗小學女副校長的資料都列得很詳細，因為她是最初的報案人。
梅爾決定讓博比做個全面體檢。理查德·萊格德醫生發現，博比“臀部上有兩三處長達六英寸的傷痕”。他認為這是“由堅硬物體，如鑲釘皮帶，連續抽打兩三下後”造成的。
接受檢查時，博比情緒低落，拒絕回答任何問題。萊格德醫生還註意到，博比肛門附近有舊疤痕。他在報告中寫道：“無法判斷這些傷痕是意外還是有物體插入。”在下一份報告中，他的措辭更加明確，稱這些傷痕“符合遭受過虐待的特征”。
他們詢問瞭佈裡奇特·摩根。一開始，她抱有敵意，罵社工多管閑事。當她得知博比的傷痕和反常舉動後，她開始認真回答。最後，她給丈夫找瞭一堆借口。
“他是個好人，隻是控制不瞭自己，生起氣來就會失控。”
“他打過你嗎？”
“打過。”
“那他打過博比嗎？”
“打得更重。”
“他用什麼打博比？”
“狗項圈……如果他知道我在這兒，他會殺瞭我的……你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當被問到父親是否和孩子有不當性行為時，佈裡奇特斷然否認。隨著詢問的深入，她反抗的情緒越來越激烈，淚眼汪汪，吵著要見博比。
關於性虐待的指控都必須上報警方。佈裡奇特·摩根得知後，越發焦躁不安。她痛苦地承認，自己確實擔心過丈夫和博比的關系。但她不想說，也不能細說。
博比和母親被帶去馬什巷警察局接受正式詢問。警察局開瞭個戰略會議，與會人員有梅爾·科斯莫、她的直屬上司盧卡斯·達頓、偵緝警長海倫娜·勃朗特和佈裡奇特·摩根。摩根夫人和博比單獨待瞭幾分鐘後，決定接受警方調查。
我翻看瞭一下警方聲明，想找到她陳詞的重點。她說兩年前看見過博比沒穿內褲，坐在她丈夫的大腿上。她丈夫隻在腰間圍瞭一條毛巾，似乎在抓著博比的手，伸向自己的兩腿間。
前些年，她經常看到博比脫衣服準備洗澡時，沒有穿內褲。問起為什麼不穿，博比說：“爸爸不喜歡我穿內褲。”
佈裡奇特還聲稱，丈夫隻會在博比還沒睡的時候洗澡，而且不關浴室門。他還經常找博比一起洗，但博比會找借口不去。
盡管她的陳詞中沒有明確證據，但把這些陳詞交給一位稱職的檢察官，已經足夠給倫尼定罪瞭。我以為下一份就是博比的聲明，結果沒有。我翻瞭幾頁都找不到，博比沒有做過正式陳詞，這或許就是倫尼·摩根沒被起訴的原因。不過，我找到瞭一盒錄像帶和一份手寫筆記。
孩子的證據很關鍵。除非他或她承認被性騷擾，否則定罪的可能性很低。這種情況下，隻能等施虐者親口認罪，或者依賴無可置疑的醫學證據。
梅爾的辦公室裡有一臺錄像機和一臺電視。我把磁帶放進卡槽。磁帶上的標簽寫著博比的全名、錄像日期和詢問的地點。錄像帶開始播放，左下角顯示瞭時間。
由於時間限制，兒童保護評估和一般的病人會診十分不同。需要花費好幾周和兒童建立起信任關系，然後他們才會慢慢向你透露自己的內心世界。但評估必須快速完成，因此詢問者會提出更加直接的問題。
兒童詢問室的地板上放著玩偶，墻壁的顏色明亮多彩。桌子上放瞭畫紙和蠟筆。一個小男孩緊張地坐在塑料椅上，盯著空白的畫紙。他穿著校服、寬大的短褲和破爛的鞋子。他掃瞭眼攝像頭，我清晰地看到瞭他的臉。十四年來，他變化很大，但是我還是能認出他。他無精打采，一副向命運屈服的樣子。
不僅如此，我想起瞭更多東西。記憶深處的細節像投降的士兵，乖乖地回到瞭我的腦海中。我想起來瞭，我以前見過這個男孩。魯珀特·厄斯金找我復審過一個案件。那個小男孩不肯回答他的任何問題。他隻好采取別的辦法。或許，換個人來問能奏效。
錄像帶繼續播放。我聽到瞭自己的聲音。“你喜歡聽別人叫你‘羅伯特’、‘羅伯’還是‘博比’？”
“博比。”
“你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裡，對吧，博比？”
他沒有回答。
“我得問你幾個問題。可以嗎？”
“我想回傢。”
“暫時還不行。告訴我，博比，你明白真話和謊話的區別，對不對？”
他點頭。
“如果我說我長瞭個胡蘿卜，沒長鼻子，這算真話還是謊話？”
“謊話。”
“沒錯。”
錄像帶繼續播放。我泛泛地問瞭幾個關於學校和傢庭的問題。博比講起他最喜愛的電視節目和玩具。他放松下來，邊講邊在紙上亂畫。
我問他，如果有魔法能幫他實現三個願望，他會許什麼願望？他隨口說瞭兩個，又變瞭主意，最終確定的三個願望是：（1）擁有一座巧克力工廠；（2）去野營；（3）造一個讓所有人都快樂的機器。我又問他，他最想成為誰？他說，他想成為刺蝟索尼克，因為“它跑得超快，可以救下朋友”。
從這個錄像中，我看到瞭成年博比身上的某些言談方式和身體語言。他很少微笑或者大笑，隻會短暫地和你進行眼神接觸。
我問起他父親。一開始，博比回答得比較積極坦率。他想回傢見爸爸。“我們現在一起發明東西，防止購物袋裡的東西撒在後備廂裡。”
博比畫瞭一幅自畫像，我讓他說出身體各個部位的名字。說到“隱私部位”的時候，他支支吾吾。
“你喜歡和爸爸一起洗澡嗎？”
“喜歡。”
“為什麼喜歡呢？”
“他會撓我癢癢。”
“撓你哪裡？”
“全身。”
“他會不會以你討厭的方式碰你？”
博比皺著眉說：“不會。”
“他碰過你的隱私部位嗎？”
“沒有。”
“幫你洗澡的時候也沒有嗎？”
“可能有吧。”他又咕噥瞭一句，但我沒聽清。
“那媽媽呢？她碰過你的隱私部位嗎？”
他搖瞭搖頭，說要回傢。他把畫紙揉皺，不再回答任何問題。他沒有表現出煩躁的情緒，也沒有表現出害怕。這種“疏離”的現象在遭受性虐待的孩子身上很普遍，他們試圖將自己變得渺小，因為不想被別人當作目標。
詢問結束瞭，這次詢問顯然無法給出任何定論，單憑博比的身體語言和言談舉止還不足以說明問題。
我回過頭來翻看文件，大概拼湊出瞭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梅爾建議把博比登記在《兒童保護登記手冊》上——一份記錄在該地區被認為處於危險情況的兒童的清單。她申請執行瞭臨時護理令——在深夜兩點，把地方法官叫起來幹活。
警方逮捕瞭倫尼·摩根。他們搜查瞭房子、公交站場的儲物櫃和鄰居的車庫，他把車庫租來當車間。他全程都沒有認罪。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慈愛的父親，從沒犯過事，也沒惹過警察。他斷言自己不知道博比的傷痕，但承認在博比拆壞瞭一個完好的鬧鐘時，“揍過他一頓”。
我對這些一無所知。進行瞭那次詢問後，我沒有再跟進這件事。這是厄斯金負責的案子。
八月十五日周五舉行瞭一次兒童保護個案會議。主持會議的是盧卡斯·達頓，與會人員有當值的社工、心理學顧問魯珀特·厄斯金、博比的全科醫生、聖瑪麗小學副校長和偵緝警長海倫娜·勃朗特。
會議記錄表明，盧卡斯·達頓執行瞭訴訟程序。我記得他。在我第一次參加案例研討會時，我提出瞭跟他不同的建議，他便怒氣沖沖地對我進行言語攻擊。幾乎不會有人質疑負責人的話——特別是初級心理醫生，他們沒多少經驗，隻有一張文憑，輕而易舉便能被打倒。
雖然警方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倫尼·摩根，但還是會繼續進行刑事偵查。基於實物證據和佈裡奇特·摩根的證詞，大會決定，除非博比的父親同意自願離傢，否則應該讓博比暫時離開傢，住在寄養中心。他們會安排父子每日見面，但不會讓他們單獨相處。
博比在寄養中心住瞭五天，倫尼才同意離開傢，不和博比一起住，在警方完成對指控的全面調查前都不會回去。
第二個案件檔案的開頭是目錄。我掃瞭一眼大致內容，接著讀下去。整整三個月，社工和心理學傢緊緊地盯著摩根一傢，想瞭解傢庭的內部情況。他們監控並評估博比的行為，特別是他和父親見面的時候。同時，厄斯金單獨詢問瞭佈裡奇特、倫尼和博比，並詳細記錄瞭內容。他還找到瞭博比的外祖母保利娜·埃亨，以及佈裡奇特的妹妹。
她們似乎都證實瞭佈裡奇特對倫尼的懷疑。特別是保利娜·埃亨，她聲稱自己見過倫尼的不當行為，父子倆睡前在摔跤，她看到他把手伸進瞭博比的睡衣裡。
當我把她的陳詞和佈裡奇特的進行對比時，我發現，她們用瞭很多相同的描述方式和短語。倘若這是我的案子，我馬上就會有所懷疑。畢竟，血濃於水——特別是在涉及兒童監護權的案件裡。
倫尼·摩根的第一任妻子死於車禍。他在第一段婚姻裡生的兒子名叫達菲德·摩根，十八歲時在社區服務中心不知情的情況下離傢出走。
有人嘗試過找他，兒童護理工作者找到瞭他的老師和遊泳教練，但他們都沒發現他有異常行為。達菲德十五歲便輟學瞭，在一傢建築公司當學徒，後來他離開瞭公司。他們隻知道他曾經在澳大利亞南部的背包客青年旅舍住過，後來的行蹤就不得而知瞭。
檔案上記載瞭厄斯金的結論，但沒有他的診療記錄。他認為博比“焦慮、煩躁、性格懦弱”，並且還“表現出瞭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癥狀”。
“當被問到有沒有遭受性虐待時，博比會變得越發防備，並且更加焦慮不安，”厄斯金寫道，“當有人暗示他的傢庭不夠美滿時，他就會對那人懷有戒心，仿佛在極力隱瞞什麼。”
至於佈裡奇特·摩根，他寫道：“兒子是她的心頭肉，她不想我們繼續詢問博比，因為博比會因此感到焦躁。據她所說，博比最近經常尿床，而且難以入睡。”
她的擔心也不是無稽之談，我粗略估算瞭一下，博比已經接受瞭十幾次詢問，他一次又一次地面對治療專傢、心理學傢和社工的問話。他們一遍又一遍地問著同樣的問題，或者變個法子再問一次。
在他自由遊戲的時間裡，醫生看到他脫掉瞭娃娃的衣服，並說出瞭每個身體部位的名字。這些活動都沒有被記錄下來，但一位治療專傢報告稱，他把一個娃娃壓在另一個上面，嘴裡還在咕噥著什麼。
厄斯金在檔案中收錄瞭博比的兩幅畫，我把它們拿到一臂之遙的距離觀察。就抽象畫而言，著實不錯，混合瞭畢加索和動畫片《摩登原始人》的風格。他把人畫得像機器人，面部扭曲，大人畫得極其龐大，小孩則畫得很渺小。
厄斯金得出結論：
在我看來，有大量的有力證據表明，摩根先生可能和其子發生過性接觸。
首先是佈裡奇特·摩根及其外祖母保利娜·埃亨提供的證據。這兩位女性均沒有理由在其證詞上加以偏袒或修飾。她們均目睹過摩根先生在其子面前赤身裸體，並除下其子內褲。
其次是理查德·萊格德醫生提供的證據，醫生發現，“孩子的臀部上有兩至三條被皮帶抽打後留下的約六英寸長的傷痕”，而孩子肛門附近的疤痕組織則是更加令人不安的證據。
此外，博比的行為方式的改變亦是證據之一。他對性表現出瞭病態的興趣，且相關的應用知識遠超正常的八歲兒童。
基於以上事實，我認為，博比遭受過性虐待的可能性非常大，施虐者極有可能是其父親。
十一月中旬肯定還開瞭另一場研討會，但我找不到會議記錄。警方調查中止瞭，但文件並沒有被封存。
第三份文件全是法律文書，其中一些還用帶子捆瞭起來。社會服務部門確信博比處境危險，於是申請發佈永久護理令。後面的事就交由律師來處理瞭。
“在嘀咕什麼呢？”梅爾逛完街回來，把兩杯咖啡穩穩地放在一本賬簿上，“抱歉，我隻有這種提神飲料瞭。你還記得以前聖誕節的時候，我們偷帶瞭幾箱葡萄酒來這兒嗎？”
“我記得博伊德喝醉瞭，去給門廳裡的塑料植物澆水。”
我們一同大笑。
“找回什麼往事瞭嗎？”她指瞭指那些文件。
“找到瞭悲傷的往事。”我的左手在顫抖。我用膝蓋夾住它。“你覺得，倫尼·摩根是個怎樣的人？”
她坐下來，踢掉鞋子。“我覺得他是頭豬，言語污穢，舉止粗暴。”
“他是做什麼的？”
“他在法庭外跟我對峙。我去門廳打電話。他質問我為什麼打電話，好像關他什麼事似的。我想繞開他，他居然把我按到墻上，捏住我的喉嚨。他的眼神……”她不寒而栗。
“你沒有指控他？”
“沒有。”
“他很生氣？”
“是。”
“那他妻子是個怎樣的人？”
“佈裡奇特啊，衣著奢華，輕佻放蕩，喜歡攀龍附鳳。”
“但你喜歡她？”
“是。”
“護理令後來執行瞭嗎？”
“一位地方執法官支持護理令，但有兩位認為證據不足，指控無效。”
“所以你想讓法院監護博比？”
“當然瞭，我可不會讓那位父親接近博比。我們直接告到瞭郡法院，那天下午舉行瞭一場聽證會，相關文件應該都在這裡面。”她指瞭指文件。
“出庭作證的是誰？”
“我。”
“厄斯金呢？”
“我引用瞭他的報告。”
聽到我不停地問問題，梅爾稍有不快。“換作其他任何一個社會工作者，都會做跟我一樣的事情。跟地方執法官說不清道理，就去找法官。十次有九次，法院都會提供監護。”
“但現在不行瞭。”
“確實啊，”她語氣失落，“規則都變瞭。”
法院開始監護博比後，所有關乎他人身健康的重大決策都會由法院來拍板，他的傢人無權參與。未經法院允許，他不能轉學，不能申請護照，不能參軍，也不能結婚。同時，法院還會確保博比的父親永遠不能回到他的身邊。
我一頁頁翻看文件，翻到瞭裁決書。全文大概八頁，但我快速瀏覽瞭一遍，尋找判決結果。
這對夫妻均真心實意地關心自己孩子的健康。過去，他們曾以自己的方式，盡全力履行為人父母的責任，這一點無可指摘。不幸的是，在我看來，這位父親因遭到懸而未決的指控，其履行父親的職責，以合理且恰當的方式照顧孩子的能力受到瞭質疑。
我考慮瞭對抗性證據，即這位丈夫對指控的否認。同時我也認識到，孩子希望能和父母一起繼續生活。顯然，在此案中，既要設法顧及博比的願望，也必須綜合考慮其他會對孩子的身心健康產生影響的因素。
兒童福利指導方針及測試傳達的信息十分明確，博比的利益在本案中是最為重要的。倘若法院給予父母雙方其中一方以監護權或探視權，都會將兒童置於不可接受的性虐待風險中，則法院不能給予監護權或探視權。
我衷心希望，到瞭一定時候，當博比擁有一定的自我保護能力和理解能力，且行為成熟後，他能與父親再次共度時光。令人惋惜的是，那個時候或許是非常遙遠的將來，而在那之前，博比不宜再與父親有任何接觸。
裁決書上蓋有法院印章，簽署人是賈斯蒂斯·亞歷山大·麥克佈賴德先生，他是凱瑟琳的祖父。
梅爾在桌子另一端望著我。“找到你想要的東西瞭？”
“不完全是。你和賈斯蒂斯·亞歷山大·麥克佈賴德有過什麼來往嗎？”
“他是個好人。”
“我想，你應該聽說瞭他外孫女的事。”
“太慘瞭。”
她緩緩轉瞭轉椅子，把腳伸長，鞋子抵在墻上。她定睛看著我。
“不知道凱瑟琳·麥克佈賴德的文件在不在這兒？”我故作隨意地問。
“你問得真巧。”
“怎麼說？”
“今天還有另一個人想看凱瑟琳的文件。一天之內，我收到瞭兩個有意思的請求。”
“是誰想看她的文件？”
“一位兇殺案調查隊的警探。他想知道，你的名字有沒有出現在文件裡。”
她那犀利的眼神直直地盯著我。我沒有對她如實相告，她有點生氣。社會工作者很少向他人吐露自己的秘密。他們慢慢學會不再信任他人……特別是在跟受虐兒童、被傢暴的妻子、癮君子、酒鬼、爭奪監護權的父母這類人打交道的時候。一切事情均不能隻看表面。永遠不要相信記者、辯方律師，還有慌瞭手腳的父母。永遠不要拒絕詢問，不要向孩子做出什麼保證。永遠不要倚賴寄養傢庭的監護人、地方執法官、政客或高級公務員。梅爾曾經信任過我，但我辜負瞭她的信任。
“那位警探說，你是調查關註的目標。他還說，凱瑟琳曾指控你對她實施性侵。他還問，你有沒有遭到過別的指控。”
這是梅爾的領域。她並不反感男人，隻是反感男人做的事情。
“我性侵她一事是她編造出來的。我沒有碰過凱瑟琳。”
我無法掩飾聲音中的憤怒。泰然容忍是那些犯瞭錯卻佯裝不知道的人才會做的事情。我已經受夠瞭別人拿一些我沒做過的事情指責我。
在走回阿爾比恩旅館的路上，我試圖把線索拼湊在一起。血液在我縫瞭針的耳朵中湧動，但這也好，能讓我專註思考。這感覺就像把一臺電視的音量調到最大，就能保持全神貫註。
博比失去父親時，年紀應該跟查莉相仿。這樣的慘劇能讓一個孩子悲痛欲絕，但一個孩子思維的形成，絕不可能隻靠一個人。影響他的，肯定還有他的祖父母、叔叔舅舅、阿姨嬸嬸、兄弟姐妹、老師、朋友，還有許許多多的閑雜人。如果我能把所有這些影響過他的人召集在一起，逐個詢問，或許我就能找出他到底遭遇瞭什麼事。
我遺漏瞭什麼？這個孩子由法院負責監護。他的父親自殺瞭。這確實是個悲傷的故事，但並不是特例。孩子現在已經不會再由法院來監護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法律做瞭更改。以前的老系統對虐待案太過來者不拒。控方無須掌握細微的關鍵證據，而且那時也沒有制衡制度。
博比身上表現出瞭所有遭受性虐待的特征。遭受虐待的兒童往往會找到保護自我的方法。有些會患上創傷性失憶癥；其他則把遭受的痛苦深埋在潛意識裡，或拒絕回想發生過的事情。可同時，一些社會工作者隻會“核實”虐待指控，而不會質疑指控，因為他們相信發起指控的人不會撒謊，撒謊的隻有施虐的人。
博比越是否認發生過什麼事情，人們就越相信肯定發生過什麼事情。這一確鑿般的假定貫穿瞭整場調查。
但萬一我們錯瞭呢？
密歇根大學的研究人員曾將一個兩歲女孩的實際案例做成一份概要，將其呈交給一個專傢小組，小組成員包括八位臨床心理學傢，二十三位研究生，五十位社會工作者，以及幾位精神病學傢。研究人員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個孩子並沒有遭受性虐待。
孩子的母親向法院提起虐待指控，因為她發現女兒的腿上有一塊淤傷，而且女兒的尿佈上有一根陰毛（她覺得像是女孩父親的陰毛）。女孩進行瞭四次醫學檢查，均未發現有性侵的痕跡。兩次測謊以及一次警方和兒童保護服務部門的聯合調查證明瞭這位父親的清白。
盡管如此，仍有四分之三的專傢建議，要密切監視這位父親和女兒的接觸，甚至想直接禁止父親和女兒接觸。其中有幾位甚至斷定，那女孩被性侵瞭肛門。
在兒童受虐案中，根本沒有什麼無罪推定的說法。被告一律疑罪從有。污點看不見，卻又不可磨滅。
我很清楚針對這類論點的反駁理由。例如，誣告是十分罕見的。我們判斷錯誤的案件數量遠多於判斷正確的。
厄斯金是一位優秀的心理醫生，也是一個好人。自從他妻子得瞭多發性硬化癥，他便一直照顧她，直到她去世；在她死後，他還以她的名義，給研究基金會籌集到瞭很多資金。梅爾富有激情，有社會良知，相比之下，我常感慚愧。同時，她也從不假裝自己中立。她堅信自己堅信的事情。直覺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這一切會帶給我什麼。我又累又餓。我還是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表明博比認識凱瑟琳·麥克佈賴德，更別說謀殺她瞭。
我離旅館房間還有十幾步的距離，就在這時，我留意到瞭不對勁的地方。房門敞開著，地毯上有一塊酒紅色的污漬，正朝樓梯方向蔓延。一棵盆栽棕櫚樹橫倒在門口。門把手肯定是在花盆倒下時被撞斷的，花盆也因此碎成瞭兩半。
一輛清潔工的手推車停在樓梯間，車上放著兩個桶、幾個拖把、擦洗刷和一堆濕抹佈。清潔女工正站在我房間的中央。床被上下翻轉，抽屜的碎塊被扔得到處都是。水槽被人從墻壁上拆瞭下來，躺在斷裂的水管和一股細流之間。
我的衣服散落在濕透的地毯上，上面還散落著被撕毀的筆記本和被扯爛的文件夾。我的運動包被塞進瞭馬桶裡，上面還沾著一塊大便。
“把房間打掃得幹幹凈凈，實屬人生最大的樂事，對不對？”我說。
清潔女工難以置信地望著我。
破壞者用薄荷牙膏在鏡子上留瞭一條相當富有當地氣息的信息：“不回傢，就被打。”簡單，扼要，明確。
旅館經理想報警，我不得不拿出錢包，打消瞭他的想法。一地狼藉，我翻瞭翻，已經沒什麼值得搶救的瞭。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捆沾滿墨水的濕乎乎的紙。唯一還能辨認的是凱瑟琳簡歷的最後一頁。我曾在辦公室裡讀過她簡歷的附信，但後面的內容沒看。我掃瞭一下這一頁，看到她列瞭一份推薦人名單，上面的名字都是三個字的。隻有一個名字引起瞭我的註意：埃姆林·R. 歐文斯醫生。她留瞭喬克在哈利街上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1]梅琳達的昵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