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伍德科克[1]稱時鐘的嘀嗒聲為機械時代的暴政。我們創造瞭機器，到頭來卻淪為機器的奴隸。我們創造瞭怪物，最終卻生活在對它的恐懼之中——正如馮·弗蘭肯斯坦男爵[2]。
我診治過這樣一位病人，他喪妻之後獨居傢中，越來越相信廚房桌上的時鐘的嘀嗒聲是人在說話，在給他下簡短的指令。“上床睡覺！”“洗碗！”“關燈！”一開始，他不理會這些聲音，但時鐘一遍又一遍地用同樣的詞句重復指令。最後，他開始遵照指令生活，時鐘控制瞭他的生活。它會告訴他什麼時候吃飯看電視，什麼時候洗衣服，回誰的電話……
他第一次來我診室的時候，我問他喝茶還是咖啡。他沒有馬上回答，而是漫不經心地在掛鐘前踱步，過瞭一會兒，他才轉身告訴我說一杯水就好。
奇怪的是，他不想我治好他。他本可以撤走傢裡所有的鐘，或者換成電子表，但是他沒那麼幹，因為他覺得，這聲音令他安心，甚至寬慰。據他所說，他的妻子生前是個吹毛求疵的人，生活得很有條理，總催促他做事，給他列出清單，幫他選購衣服，為他做決定。
他不希望我讓這些聲音消失，相反，他想讓這些聲音跟著他。雖然每個房間都放瞭掛鐘，但是他出門時該怎麼辦？
我建議他戴個手表，但是不知怎的，手表的聲音要麼不夠大，要麼會毫無條理地喋喋不休。我們想瞭很多辦法，最後決定去格雷古董集市買表，他聽瞭一小時老式懷表的聲音，終於找到瞭一個咬字清晰的表。
於我而言，鐘聲是我那輛路虎故障時發出的“咔嗒”聲，或者可以說是末日來臨的倒計時——離子夜還有七分鐘的倒計時。從前的幸福日子逐漸淪為歷史，而我無法讓時鐘停下。
開出哈奇米爾村時，有兩輛警車從我身邊經過，朝我相反的方向駛去。梅爾肯定把厄斯金的住址告訴瞭警察。不過他們不知道我開著路虎——至少現在不知道。那位過目不忘的小老太太會告訴他們。她多半會拉著警察再講一次自己的生平經歷，這樣我就有足夠的時間逃跑。
我一直用餘光掃視後視鏡，留意是否有警車的藍燈在閃爍。這壓根不是一場高速追捕。隻要我掛不到四擋，警察騎自行車都能追上我。或許我們會重現當年逮捕O. J. 辛普森的大場面——可以從直升機上拍到一條緩行的警車長龍在對我窮追不舍。
我還記得《虎豹小霸王》裡的最後一幕：雷德福德和紐曼迎戰墨西哥軍隊前還有心情說俏皮話呢。對於死亡，我並沒有他們那麼無畏，也不覺得在槍林彈雨中走向死亡有什麼值得誇耀的。
盧卡斯·達頓住在城郊的一間紅磚房裡，磚房周邊的小商店已被毒販占領，被妓院取代。街上的每面白墻都有塗鴉，連民間畫作和新教壁畫都被塗得面目全非。塗鴉毫無色彩搭配和創造力可言，純粹是愚蠢的惡意破壞。
馬路旁，我看到盧卡斯站在梯子上，正從墻上拆下籃球筐。他的頭發比以前更黑瞭，但腰圍大瞭一圈，前額刻著一道道皺紋，隱沒於濃密的眉毛中。
“要幫忙嗎？”
他低頭望著我，花瞭好一會兒才想起我的名字。
“這些東西都生銹瞭。”他一邊說一邊拍打螺栓。他爬下梯子，用襯衫擦瞭擦手，然後和我握手，同時瞥瞭眼前門，暴露瞭他此時的緊張。他的妻子肯定在裡面。他們肯定已經看瞭新聞報道，或者聽瞭電臺。
二樓窗戶裡傳來樂聲：音樂裡夾雜著一陣陣重擊低音和打碟機的聲音。盧卡斯隨著我的視線看向二樓。
“我讓她調小音量，她不聽，偏偏說要大聲放才好聽。年輕人都這樣吧，我猜。”
我記得這對雙胞胎。索尼婭擅長遊泳——無論是在泳池裡還是在海裡，她的泳姿總是那麼優美。她九歲那年的一個周末，我受邀參加瞭他們傢的燒烤聚會。當時她還宣佈自己有朝一日要橫渡英吉利海峽。
“從隧道過會更快。”我告訴她。
大傢都笑瞭，索尼婭向我翻瞭個白眼，從那以後就不怎麼待見我瞭。
她的雙胞胎妹妹克萊爾是個書蟲，患有弱視，總戴著金屬框眼鏡。燒烤聚餐時，她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房間裡，埋怨外面的人“像猴子一樣大聲嚷嚷”，吵到她看電視瞭。
盧卡斯折起梯子，抱怨道：“女孩們都不打籃球瞭。”
“我為索尼婭感到難過。”我說。
他就像沒聽到我這句話一樣，把工具放進箱子裡。我正準備問他索尼婭的事，他就開口談起瞭她，說她在國傢遊泳比賽上拿瞭兩個冠軍，還創造瞭一個新紀錄。
“盡管她訓練刻苦，每天早上出門跑圈，一英裡接著又一英裡，但她還是覺得自己遊得不夠快。畢竟做得好和做得優秀之間，是存在分明的界限的……”
我沒有打斷他，因為我感覺到他是想告訴我些什麼。然後我知道瞭整個故事。那時，索尼婭·達頓還不到二十三歲，為搖滾音樂節盛裝打扮，和克萊爾還有大學朋友出去玩瞭。有人給瞭她一片印著貝殼圖案的白色藥片。她一直很註意藥品安全，平時服用補品時也格外小心。那天，她整夜都在跳舞，她的心跳越來越快，血壓激增，她感覺頭暈目眩，心慌意亂，最後她暈倒在瞭一個廁所隔間裡。
盧卡斯蹲在工具箱旁，仿佛丟瞭什麼東西似的。他的肩膀在顫抖，聲音沙啞，說索尼婭在醫院裡昏迷瞭三周，再也沒有清醒過來。盧卡斯和妻子為是否停用生命維持系統吵瞭一架。他很現實，他會永遠記住她在水中遨遊的英姿。他的妻子罵他放棄瞭希望，隻想著自己，沒有盡力祈禱等待奇跡發生。
“從那以後，她和我之間隻剩寡言片語，她連完整的一句話都不肯開口對我說。昨晚她告訴我，她在電視上看到瞭你的照片。我問什麼，她都回答瞭。我們好久沒這樣瞭……”
“是誰給瞭索尼婭藥片？警察抓到人瞭嗎？”
盧卡斯搖搖頭。克萊爾和警方描述過那個人的長相，她看過疑犯照片，警察還安排瞭列隊辨認。
“她說他長什麼樣？”
“高高的，瘦瘦的，皮膚黝黑……梳著大背頭。”
“他多少歲？”
“三十四五吧。”
他合上工具箱，扣上金屬栓，沮喪地瞥瞭眼房子，沒打算馬上回去。拆籃球架等瑣事對他來說變得重要起來，因為這可以讓他變得忙碌，沒時間去想傷心事。
“你還記得博比·摩根嗎？”
“記得。”
“你上次見他是什麼時候？”
“十四……十五年前。那時他還是個孩子。”
“在那之後就沒見過瞭嗎？”
他搖瞭搖頭，突然他瞇起雙眼，好像想起瞭什麼。“索尼婭認識一個叫博比·摩根的人。可能是同一個人。他在遊泳館工作。”
“你再也沒見過他？”
“沒有。”他看到客廳的窗簾被拉開瞭，“如果我是你，我不會繼續待在這裡。”他說，“她見到你的話，會報警的。”
他右手提著沉沉的工具箱，又換到瞭左手，看瞭眼籃球架。“或許得讓它在這兒再待一會兒瞭。”
我謝過他，他匆匆進瞭屋。門關上瞭，外面一片寂靜，令我離開時的腳步聲顯得格外響亮。我以為達頓是個自信滿滿、固執己見的人，在案例研討會上更是如此，他從不聽取異議。他有點像獨裁者，像愛找碴的公務員，可以保證列車準點發車，卻完全不懂如何與人打交道。他會想，要是他的員工和他那臺斯柯達車一樣忠心就好瞭——即使在寒冷的早上也能一下子點著火，方向盤還很靈敏。如今，他不再認為自己是個重要人物瞭，環境和經歷讓他心灰意冷。
根據他的描述，給索尼婭白色藥片的人不像博比，但眾所周知，目擊者看走眼的情況常常發生。壓力和驚恐會竄改大腦的認知，記憶是有疏漏的。博比就像一條變色龍，擅長改變身上的顏色，偽裝自己，經常搬到不同的地方住，卻能很好地融入環境。
格雷西姨婆以前常常背一首小詩給我聽——一首政治不正確的順口溜，叫作《十個印第安男孩》。這首詩是這麼開頭的：十個印第安男孩，外出去吃飯，一個被噎死，還剩九個人。九個印第安男孩，熬夜熬得深，一個睡過頭，還剩八個人……
剩下的幾個印第安男孩被蜂蜇，被魚咬，被熊撕成兩半，最後隻剩下一個男孩，孤零零的一個人。我現在的心境和最後一個男孩一模一樣。
我明白瞭博比在做什麼，他想讓我們都嘗嘗失去所愛的滋味——對孩子的愛，與伴侶的親密，傢庭的歸屬感。他想讓我們承受他所承受過的痛苦，失去我們所愛的人，經歷他幼年喪父的痛楚。
梅爾和博伊德是靈魂伴侶，任何認識他們的人都能看出這一點。耶日和埃絲特·戈爾斯基是納粹毒氣室的幸存者，他們住在倫敦，一起養大瞭他們的獨女艾莉森。之後艾莉森當上教師，搬去瞭利物浦。消防員在樓梯腳發現瞭耶日，他雖然燒傷嚴重，但還沒斷氣，而埃絲特則在睡夢中窒息而亡。
凱瑟琳·麥克佈賴德出身於廣結達官顯貴的傢庭，在傢中是備受寵愛的孫女——她倔強任性，被重重溺愛包圍，祖父更是對她關愛有加，不計較她的輕率言行。
魯珀特·厄斯金沒有妻兒。或許博比沒發現他有什麼重要的親人，又或者博比一直都知道他沒有親人。厄斯金是個脾氣暴躁的老頭，和燒焦瞭的地毯一樣“惹人喜愛”。我們總會幫他找借口，畢竟這麼多年來，他照顧妻子也很不容易。博比沒有寬恕他，而是讓他茍延殘喘——把他綁到椅子上——給他時間懺悔往事。
或許還有其他受害人，但我沒時間把他們都找出來瞭。埃莉薩的死是我的疏忽，博比的陰謀我知道得太遲瞭。他的作案手法越來越嫻熟，但我才是他的終極戰利品。他本可以殺瞭朱莉安娜或者查莉，但他沒那麼做，他要讓我失去所有東西——我的傢人、朋友、事業、名聲，最後失去我的自由。他想讓我知道，他有仇必報。
分析的關鍵在於理解，而不是從某樣東西中抽取關鍵詞，然後縮減成另一條信息。博比曾經斥責我扮演上帝的角色。他說我這種人總是忍不住把手伸進別人的大腦裡，攪和一番，然後改變別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或許他說對瞭，或許我做錯瞭，掉進瞭混淆因果的陷阱裡。我知道承認錯誤遠遠不夠，人們給自己洗白的時候總愛說，“我是為瞭你好”。他們帶走格雷西的孩子時也是這麼講的。我也說過同樣的話，“出於最良苦的用心……”“我的出發點都是為瞭你……”
我剛來利物浦工作的時候就接到瞭這種案例：一名二十歲的有智力障礙的孕婦，沒有傢庭支持，因生活無法自理，終生要住在社會福利機構，而我則負責決定她能不能做孩子的母親。
我還能憶起莎倫身穿夏裝的樣子，佈料在鼓起的肚子上有些緊繃。可以看出來她精心打理過儀表，認真地清洗過頭發，再仔細地梳順。她知道這場會談對自己的未來有多麼重要。盡管她已經很努力瞭，但她還是遺漏瞭些小細節——雖然她的兩隻襪子顏色相同，但長度不一，裙子側邊的拉鏈壞瞭，她的臉上還有一點口紅印。
“你知道你為什麼要來參加會談嗎？”
“我知道，先生。”
“我們要判斷你能否照看好嬰兒，事關養育孩子，責任重大。”
“我可以，我真的可以。我會做個盡職盡責的母親，我會很愛我的孩子。”
“你知道孩子是從哪裡來的嗎？”
“他在我身體裡長大，是上帝賜予我的。”她語氣虔誠，輕柔地撫摸著自己的肚子。
這個邏輯倒也說得通。“我們來玩個‘如果’遊戲，好嗎？想象一下，你在給孩子洗澡，這時電話響瞭，孩子身上都是水，滑溜溜的。你會做什麼？”
“我……我……我……會用毛巾把孩子裹起來，然後放到地板上。”
“你打電話的時候，有人敲門。你會開門嗎？”
有那麼一會兒，她的表情猶疑不定。“或許是消防員，”我補充道，“也有可能是社工。”
“那我開門。”她用力點點頭。
“你開門瞭，發現原來敲門的人是你的鄰居。有幾個小男孩用石子砸碎瞭她的窗戶。然而，她不得不先去上班。她希望你可以去她傢裡等裝玻璃的工人來。”
“那些小渾蛋——總是亂扔石子。”莎倫握緊瞭拳頭。
“你的鄰居傢裡裝瞭衛星電視：有電影頻道、卡通頻道、早間肥皂劇頻道。你等待的時候要看哪個頻道？”
“卡通頻道。”
“你想喝杯茶嗎？”
“有點想。”
“你的鄰居給你留瞭些錢來付裝玻璃的費用。五十鎊。裝玻璃隻花瞭四十五鎊，她說你可以自己留下零錢。”
她雙眼發光。“我可以留下那些錢？”
“可以。那你要用來買什麼？”
“巧克力。”
“你在哪裡買巧克力？”
“超市裡有巧克力賣。”
“好的，你去超市之前一般會帶上什麼？”
“我的鑰匙和錢包。”
“沒有別的東西嗎？”
她搖搖頭。
“你的孩子呢，莎倫？”
她臉上一副驚恐的表情，下唇開始止不住地顫抖。正當我以為她要哭出來的時候，她突然說：“巴尼會看好她的。”
“巴尼是誰？”
“我的狗。”
幾個月後，我坐在產房外，聽到莎倫低聲哭泣，她生下的男嬰裹在小毯子裡，即將被人帶走。我把嬰兒固定在後座的手提嬰兒床裡。看著睡夢中的嬰兒，我在想，多年以後，他會怎麼看待我為他做的決定？他會感謝我拯救瞭他，還是會怨恨我毀瞭他的一生？
而另一個這樣的孩子選擇瞭復仇。他傳達的信息很明確。我們辜負瞭博比，我們辜負瞭他的父親——那個男人明明是無辜的，卻被我們質問性生活如何，陰莖有多長。我們為瞭搜查他是否藏有兒童色情作品，把他的房子和工作單位翻瞭個底朝天，然而我們什麼都沒找到。他的名字被我們錄入瞭性犯罪者的中心索引名單，但他從未被指控，更別說認罪瞭。
這個不可磨滅的污點會伴隨他的一生。他很難重覓伴侶。他的妻子或者女朋友都會被告知這件事。人們會認為，允許他養育孩子風險重重，讓他給孩子的足球隊當教練更是個魯莽的決定。這些因素足夠讓一個男人自殺瞭。
蘇格拉底——希臘的智者——被誤控敗壞雅典青年，並被判處死刑。雖然他本可以選擇越獄，但他還是飲下瞭毒酒，因為蘇格拉底認為靈魂比肉身更重要，可能他也有帕金森病吧。
對於誤判博比父親一事，我的確有責任，因為我也參與瞭這起案件的評定。我錯在懦弱地選擇瞭沉默。我沒有站出來提出異議，而是一聲不發。我隨大溜地同意瞭大部分人的觀點。我還年輕，工作沒多久，當然，這些都不該成為錯誤的借口。在這起案件中，與其說我是個審判員，不如說我更像個旁觀者。
朱莉安娜把我趕出傢門時，罵我是個懦夫，我現在終於明白她為什麼這麼說瞭。我坐在看臺上，不想被卷進婚姻或者病痛中，我時刻保持距離，因為我害怕一旦靠近就會有意外發生，於是我隻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因為我不想惹上麻煩，所以在沉船前，我甚至連那冰山一角都未曾瞥見。
[1]加拿大政治人物傳記及歷史作傢，無政府主義思想傢、散文傢、文學評論傢。
[2]小說《弗蘭肯斯坦》中的主人公，一個熱衷於生命起源的生物學傢。他將從藏屍間偷出的屍體的各個部分拼湊成一個巨大的人體。當這個怪物終於獲得生命時，他卻被嚇得落荒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