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對我是充滿瞭刺激的一年，也是使我憂喜不定的一年。在這一年裡，一方面日本的田中內閣發表瞭滿蒙不容中國軍隊進入的聲明，並且出兵濟南，攔阻南來的軍隊前進，另一方面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這些和我有瓜葛的軍隊，由節節敗退到潰不成軍。為我聯絡軍人的活動傢剛報來瞭動人的好消息，同時，我卻又讀到那些向我效忠的軍人逃亡和被槍斃的新聞。我聽說中國的南北政府都和蘇聯絕交瞭，英蘇也絕交瞭，國民黨宣佈清黨，鄭孝胥、陳寶琛以及日本人和我談的那個“洪水猛獸”，似乎對我也減少瞭威脅，但又據這些人說，危險正逼近在我的身邊，到處有仇恨我的人在活動。我看到瞭報紙上關於廣東有暴動消息，同時，一直被我看成“過激”“赤化”分子的馮玉祥，已和蔣介石合作，正從京漢線上打過來。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使人氣惱的消息越來越多，張作霖死瞭，美國的公使在給張學良、蔣介石撮合……除瞭這些上面已說過的事件之外，這年還發生瞭最刺激人的孫殿英盜墓的“東陵事件”。
東陵在河北省遵化縣的馬蘭峪，是乾隆和西太後的陵寢。孫殿英是一個賭棍和販毒犯出身的流氓軍人，在張宗昌部當過師長、軍長。一九二七年受蔣介石的改編，任四十一軍軍長。一九二八年，孫率部到薊縣、馬蘭峪一帶，進行瞭有計劃的盜墓。他預先貼出佈告，說是要舉行軍事演習，封鎖瞭附近的交通，然後由他的工兵營營長顓孫子瑜帶兵挖掘，用三個夜晚時間，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財寶，搜羅一空。
乾隆和慈禧是清朝歷代帝後中生活最奢侈的，有一個材料對他們的陵墓有如下敘述：
墓中隧道全用漢白玉砌成，有石門四進，亦全系漢白玉雕制，寢宮為八角形，上復圓頂，雕塑著九條金龍，閃閃發光。面積約為故宮的中和殿相等。乾隆的棺槨是用陰沉木制成的，安放在一個八角井的上邊。兩座墳墓中殉葬器物，除金銀元寶和冥器外，都是些罕見的珍寶。慈禧的殉葬物品，多是一些珠寶翠鉆之類，她的鳳冠是用很大的珍珠以金線穿制而成的；衾被上有大朵的牡丹花，亦全用珍珠堆制；手鐲系用大小鉆石鑲成一大朵菊花和六小朵梅花，澄澈晶瑩，光彩奪目；手裡握著一柄降魔杵，長約三寸餘，為翡翠制；她的腳上還穿著一雙珠鞋。另外，在棺中還放置著十七串用珠寶綴成的念珠和幾雙翠質手鐲。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字畫、書劍和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及金質佛像等物，其中絹、絲制品都已腐朽，不可辨認。
我聽到東陵守護大臣報告瞭孫殿英盜東陵的消息，驚動我的倒不是什麼珠寶的損失，而是對我的宗族感情的傷害。因此，這個事件引起我的震動，竟超過瞭我自己被驅逐出宮。在宗室和遺老間引起的激憤也是普遍而高昂的。陳寶琛、朱益藩、鄭孝胥、羅振玉、胡嗣瑗、萬繩栻、景方昶、袁勵準、楊鐘義、鐵良、袁大化、升允等等，不論是哪一派的，也不論已經消沉和沒消沉的，全都沸騰起來，紛紛到我這裡，表示瞭對蔣介石軍隊的憤慨和對我的吊慰。各地遺老紛紛寄來重修祖陵的費用。在這些人的建議和安排下，在張園擺上瞭乾隆和慈禧的靈位和香案祭席，好像辦喪事一樣，每天要舉行三次祭奠，遺老遺少們絡繹不絕地來拈香行禮，以及痛哭流涕。同時，清室和遺老們都分別發出通電，給蔣介石和任平津衛戍司令的閻錫山以及各報館，要求懲辦孫殿英，要當局賠修陵墓。張園的靈堂也決定要擺到陵墓修復為止。
起初，蔣介石政府的反應還很好，說已派閻錫山查辦此事，孫殿英派到北平來的一個師長也被閻錫山扣下瞭。但是，隨後不久，消息傳來，說被扣的師長被釋放，蔣介石決定不追究瞭。孫殿英給蔣介石新婚的夫人宋美齡送去瞭一批贓品，慈禧鳳冠上的珠子成瞭宋美齡鞋子上的飾物。我心裡燃起瞭無比的仇恨之火，我走到陰陰森森的靈堂前，當著滿臉鼻涕眼淚的宗室人等，向著空中發瞭誓言：“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
我此時想起溥偉到天津和我第一次見面時說的：“有溥偉在，大清就一定不會亡！”我也發誓說：“有我在，大清就不會亡！”
我的復辟、復仇的思想，達到瞭一個新的頂峰。
那些日子，我的心情既激憤又憂鬱。鄭孝胥和羅振玉是我最接近的人，他們所談的每個歷史典故和當代新聞，都能使我激動憤慨不已，增強瞭我的復辟和復仇的決心。和國民黨的國民政府爭鬥到底，把靈堂擺到修復原墓為止，就是他們想出的主意，那些前來朝拜的遺老遺少，也被他們鼓動得義憤填膺，躍躍欲試。後來形勢越來越不利，盜墓不追究瞭，北京、天津一帶面目全非，當權的新貴中再沒有像段祺瑞、王懷慶這類老朋友，我父親也不敢再住在北京，全傢都搬到天津租界裡來瞭。
自從蔣宋兩傢結親，張園裡就明白瞭，英、美買辦世傢和安清幫兼交易所經紀人的這種結合，說明蔣介石有瞭比段祺瑞、張作霖、孫傳芳、吳佩孚這些倒臺的軍人更硬的底牌。這年年末，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得到瞭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承認，他的勢力和地位已超過瞭以往的任何一個軍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十分黯淡，認為在這樣一個有野心的人的統治下，不用說復辟，能否在他的勢力范圍內占一席地，恐怕也成問題。
我心裡發出瞭惡毒的詛咒，懷著深刻的憂慮，我為蔣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運，一次一次地卜過卦。下邊是現在找出來的一堆卦辭中的幾個：
（一）辰年亥月寅日占見
至尊得恒之大過申宮化進動而逢合之巳日，可見申酉實空之年可望光復。
（二）辰日占國民政府能長久否，得天大同人變離，主申年化沖而散。
（三）同日占功名，得罪之大蓄官雖旺相原神酉才旬空，亦主申酉實空之年大顯。
這是陰歷戊辰年十二月（一九二九年一月）卜得的，第一卦的意思是申年或酉年（最近的申酉是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可以“光復”；第二卦是說國民政府將在申年“化沖而散”；第三卦是說事業將在申年或酉年“大顯”。
但是，任何一個欲望強烈和報仇心切的人，都不會隻記得“成事在天”而忘瞭“求事在人”這句話。我自己的幾年閱歷，特別是蔣介石的發傢史，給瞭我一條重要的信念，這就是若求成事必須手握兵權，有瞭兵權實力，洋人自然會來幫助，而我這正統的“大清皇帝”有瞭軍隊，自然要比紅胡子或者地痞出身的將帥更會受到洋人的重視。因此，我決定派我身邊最親信的親族子弟去日本學陸軍。我覺得這比我自己出洋還有必要。
促成我這個想法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溥傑本來正想投筆從戎，剛在傢裡鬧得人仰馬翻。他從軍的動機本來也頗可笑，與其說是受到母親遺囑影響，立志要恢復滿清，還不如說是賭氣。原來他結婚之後，夫婦感情很不好。他的妻子是端康太妃的侄女，比他大三歲，很喜歡交際，羨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將帥，對丈夫頗不中意。溥傑因之很受刺激，便打定主意要當個軍官。張學良在張作霖死後，臨回奉天之前對溥傑說：“你要當軍官，我送你進講武堂（奉軍的軍官學校）。”他把妻子送到張學良姨太太的天津公館裡，自己隨後和張學良的傢眷乘船離瞭天津。我父親看到他留下的信時，他乘的日本汽船已在渤海上。我父親急得要命，要我無論如何給想個辦法把溥傑追回。天津日本總領事應瞭我的請求，發瞭電報給大連。大連碼頭上，溥傑剛從船上走下來，就給日本警察截住瞭。溥傑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天津後，他向我訴說瞭投軍之志，是為瞭恢復祖業，這觸動瞭我送他去日本學陸軍的心思，就告訴他不要著急，我一定會滿足他的願望。他聽我說要送他到日本，自然覺著比上張學良的講武堂更高興瞭。
我決定派到日本學陸軍的，除瞭溥傑，還有我的三妹夫。為瞭準備他們的留學，我請天津日本總領事介紹一位傢庭教師，教他們日文。日本總領事推薦瞭一位叫遠山猛雄的日本人。後來知道，這是一個日本黑龍會的會員，認識日本不少的政客。這個人後來也為瞭我的復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過。我到東北以後，因為他不是軍部系統的，受到排擠，離開瞭我。這都是後話，暫且不提。這位遠山教師教瞭溥傑和潤麒不多一些日子的日文，就為瞭他們留學問題回到日本去活動瞭一趟，據說是入日本士官學校暫時還不行，但是可以先進日本貴族子弟讀書的學習院，並且還得到瞭日本的大財閥大倉喜八郎的幫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東陵事件發生後七個月，我這兩個未來的武將和遠山一起到日本去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