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陳管見，條列於後：
……對日本宜暗中聯合而外稱拒絕也。關東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關東與黨軍和協，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關東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則舉措難施。今其勢日漸緊張，關東因此以圖存，日人亦無策善後，此田中之所以屢示善意也。我
皇上無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復？機難得而易失，天予不取，後悔莫追。故對日本隻有聯合之誠，萬無拒絕之理。所難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關東之心。若今關東之人，疑我合日謀彼，則以後欲由東三省擁戴，勢有所難。此意不妨與日本當機要人明言之，將來皇上復位，日本於三省取得之權，尚須讓步方易辦理……
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這段話代表瞭張園裡多數人的想法，也是我經過多年的活動後，日益信服的一項結論。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自從進瞭“北府”，得到瞭日本人的“關懷”以來，就增長瞭對日本人的信賴。這種信賴，在日本公使館裡繼續發展著，到瞭天津之後，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將來復辟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總領事吉田茂曾請我參觀一次日本僑民小學。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學生手持紙旗，夾道向我歡呼萬歲。這個場面使我熱淚盈眶，感嘆不已。當軍閥內戰的戰火燒到瞭天津的邊緣，租界上的各國駐軍組織瞭聯軍，聲言要對付敢於走近租界的國民軍的時候，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將有一天特意來到張園，向我報告說：“請宣統帝放心，我們決不讓中國兵進租界一步。”我聽瞭，大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壽辰，日本的領事官和軍隊的將佐們必定到我這裡來祝賀。到瞭日本“天長節”，也要約我去參觀閱兵典禮。記得有一次“天長節”閱兵，日本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邀請瞭日租界不少高級寓公，如曹汝霖、靳雲鵬等人都去瞭。我到場時，植田司令官特意騎馬過來行致敬禮。當閱兵完畢，我們這些中國客人湊在一起，隨著日本人同聲高呼“天皇萬歲”。
在這些敬意的表示中，那時我認為最難得的，是日軍司令部每周有一位佐級參謀來給我講演時事，多年來從不間斷，無論是誰都是十分認真，有時還帶來專門繪制的圖表等物。
第一個來講的大概是名叫河邊的參謀，他調走之後繼續來講的是金子定一，接金子的是後來在偽滿當我的“禦用掛”的吉岡安直。這個人在偽滿與我相處十年，從中佐逐步升到中將。後面我要用專門的一節談他。
日軍參謀講演的時事，主要是講解內戰形勢，在講解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分析：“中國的混亂，根本在於群龍無首，沒有瞭皇帝。”由此談到日本的天皇制的優越性，談到中國的“民心”唯有“宣統帝”才能收拾。中國軍隊的腐敗無力是不可或缺的話題，自然也要用日本皇軍作對比。記得濟南慘案發生後，吉岡安直至少用瞭一個小時來向我描述蔣介石軍隊的慘狀。濟南日軍司令佈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給我拿來的。這些講演加上歷次檢閱日軍時獲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軍隊的強大，深信日本軍人對我的支持，我的復辟乃是“得道多助”的事業。
有一次，我到白河邊上遊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艦。不知兵艦艦長怎麼知道的，突然親自來到岸上，尊敬地邀請我到他的船上參觀。到瞭船上，日本海軍士兵列隊向我致敬。這次由於倉促間雙方都沒有準備翻譯，我們用筆談瞭一陣兒。這條軍艦艦名“藤”，艦長姓蒲田。我回來之後，應他的請求送瞭他一張簽字照片，他表示這是他的極大的榮幸。從這件事情上，我覺得日本人是從心眼裡對我存在尊敬。我拉攏軍閥、收買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見效之後，日本人在我的心裡的位置，就更不用說瞭。
起初，“日本人”三個字在我心裡是一個整體的，這當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館、天津日本總領事館和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裡的以及和羅振玉、升允來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們看成整體，是因為他們同樣地“保護”我，把我當做一個“皇帝”來看待，同樣地鄙夷民國，稱頌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時候，他們都同樣地表示願意贊助。一九二七年，我由於害怕北伐軍的逼近，相信瞭羅振玉的勸說，決定赴日。經過日本總領事的接洽，日總領事館向國內請示，田中內閣表示瞭歡迎，並決定按對待君主之禮來接待我，據羅振玉從天津日軍司令部聽到的消息，日軍部方面已準備用軍隊保護我啟程。後來由於形勢的緩和，也由於陳寶琛、鄭孝胥的聯合勸阻，未能成行，但是我從日本軍政方面的一致態度，得到的印象就是統一的整體，不像中國當局那樣各自為政。但是，這種統一的整體的印象沒有保持多久。後來，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成立瞭，官方的“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類的口號消失瞭，我逐漸發現，盡管日本人的“尊敬”“保護”還是未變，但是在我出洋之類的問題上，他們的態度卻有瞭不同。這種不同甚至達到令我驚奇與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有一天羅振玉又向我勸說，“雖然日租界比較安全，但究竟是魚龍混雜，據日本司令部說，革命黨（這是一直保留在張園裡的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籠統稱呼）的便衣（這是對於秘密工作者的稱呼，而且按他們解釋，這都是帶有武器的）混進來瞭不少，聖駕的安全，頗為可慮，依臣所見，仍以暫行東幸為宜，不妨先到旅順，恭親王在那邊有瞭妥善籌備，日本軍方也願協助，擔當護駕之責”。這時我正被“革命黨便衣”的謠言弄得惶惶不安，聽瞭羅振玉的話，特別是溥偉又寫來瞭信，我於是再一次下瞭出行的決心。我不顧陳寶琛和鄭孝胥的反對，立刻命令鄭孝胥去給我找日本總領事，我要親自和他見面談談。
鄭孝胥聽瞭我的吩咐，怔瞭一下，問我：“皇上請加藤，由誰做翻譯呢？是謝介石嗎？”
我明白瞭他的意思。謝介石是個臺灣人，由於升允的引見，在北京時就出入宮中，張勛復辟時做瞭十二天的外務部的一名官員，後來由日本人的推薦，在李景林部下當秘書官，這時又跟羅振玉混在一起，什麼“便衣隊行將舉事”，以及革命黨將對我進行暗殺等情報，也有他供給的，勸說我去旅順避難的，也有他一份。鄭孝胥顯然不喜歡羅振玉身邊的人給我當翻譯，而同時，我知道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羅振玉也不會喜歡鄭孝胥的兒子鄭垂或者陳寶琛的外甥劉驤業當翻譯。我想瞭一下，便決定道：“我用英文翻譯。加藤會英文。”
總領事加藤和副領事岡本一策、白井康都來瞭。聽完我的話，加藤的回答是：“陛下的問題，我還不能立即答復，這個問題還須請示東京。”
我心裡想：這本是日本司令部對羅振玉說沒有問題的事，再說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請示東京？天津的高級寓公也有到旅順避暑去的，他們連日本總領事署也不用通知就去瞭，對我為什麼要多這一層麻煩？我心裡的話沒完全說出來，加藤卻又提出瞭一個多餘的問題來：“請問，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嗎？”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說，現在有許多不利的消息，我在這裡不能安心。現在革命黨便衣來瞭不少，總領事署一定也有這個情報吧？
“那是謠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說的時候，滿臉的不高興。我知道他說的是誰造謠言，奇怪他何以不重視這樣的消息。我曾請他的警署增派警衛，警署也派來瞭，他卻又說那是謠言。我實在忍不住地說：“司令部方面也有這樣的情報，這怎麼會是謠言？”
加藤聽瞭這話，沒吭氣，那兩位副領事，不知道他們懂不懂英文，隻見他們在沙發上像坐不穩似的蠕動瞭一陣兒。
“陛下可以確信，安全是不會有問題的。”加藤最後說：“當然，到旅順的問題，我將遵命去請示敝國政府。”
這次的談話，使我第一次覺出瞭日本總領事館和司令部方面之間的不協調，我感覺到奇怪，也感覺到很氣人。我把羅振玉、謝介石叫來，再問瞭一遍。他們肯定說，司令部方面和接近司令部方面的日本人，比如工藤、佃信夫、巖田等人，都是這樣說的。這些日本人都是黑龍會的人物，我從謝介石這裡知道，日本軍官裡有不少黑龍會人物，日本軍隊的情報特務工作，總離不開黑龍會的骨幹。他並且說：“司令部的情報是極其可靠的。關於革命黨的一舉一動，向來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麼說，要有萬一的準備，即使暗殺是一句謠言，也要防備。”
這次談話之後，跟著是我嶽父榮源向我報告說，他外邊的朋友告訴他，英法租界已經發現瞭馮玉祥派來的便衣刺客，中國地界的南市一帶更多。甚至連我的“隨侍”祁繼忠也報告說，他出門的時候，發現大門附近，有些形跡可疑的人伸頭向園子裡張望。我聽瞭，趕忙又把管庶務的佟濟煦和管護軍的索玉山都叫來，叫他們告知日警，加緊門禁，囑咐護軍留神門外閑人（這時我雇傭著十多名“護軍”，都有手槍，這倒真是些便衣武裝）。這時，一個“隨侍”報告說，晚上還有人很晚回來，沒有遵守我曾三令五申過的不準夜間外出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給佟濟煦記大過一次，對私自外出的“護軍”，罰扣幾個月的餉銀（這時張園裡的管束“底下人”的辦法，根據師傅們的諫勸和佟濟煦的懇求，已經取消瞭鞭笞，改為輕者罰跪，重者罰扣餉銀。為瞭管束，我還親訂瞭一套“守則”和“紀律”）。
總領事的答復還沒有來，我的神經繃得正緊的時候，這天晚上，我的後街窗外突然響起瞭很近的槍聲。我從床鋪一下子跳瞭起來，認為是馮玉祥的便衣開始向張園襲擊瞭。張園裡的人全驚動瞭，“護軍”們佈置到各處，大門站崗的日本巡捕（華人）加強瞭戒備，駐園的日本警察到園外進行瞭搜索。結果，真的抓到瞭放槍的人。出乎我意料的是，這個放槍的卻是個日本人，就是羅振玉和謝介石說過的日本軍隊和特務機關不可缺少的黑龍會會員，也是他們所認識的日本浪人巖田。
這個給前臺羅振玉的演出做“效果”的後臺職員，顯然很不稱職，竟然被唱對臺戲的領事館給當場拆穿，免不瞭要受導演的處分。至於兩臺戲的後臺老板如何私下瞭結，則更非我所能知。隻是後來聽領事館的人向我說“那是巖田打鳥”，而輕輕一筆帶過。因此，我當時也沒有看透這場戲的底細。
我當時立刻發現的問題，隻是羅振玉的不可靠。所以在鄭孝胥和陳寶琛再一次聯合勸告下，雖然後來加藤說瞭東京方面勉強的表示：“如果一定要去，可以保護，唯接待禮節上從簡。”我也不想去瞭。
然而我對日本人的“整體”看法更動搖瞭。這時鄭孝胥提醒我的一件發生在兩年前的事，特別讓我感到難於理解日本人彼此間的關系，不明白他們在鬧什麼糾紛。鄭孝胥是這樣說的：“羅振玉不善擇交，輕信那班不三不四的朋友。前年的那個佃信夫，也是個黑龍會的。”
那是一九二五年初冬發生的事。羅振玉對我說，日本朝野對於我這次被迫出宮和避難，都非常同情，日本許多權勢人物，連軍部在內，都在籌劃贊助我復辟，現在派來瞭他們的代表佃信夫，要親自和我談一談。他勸我這個機會決不可失，應當立刻召見這位人物。佃信夫是個什麼人，我原先並非毫無所聞，內務府堂郎鐘凱認識他，說他在辛亥之後，常常在各王府跑出跑進，和傢室王公頗有些交情。羅振玉的消息打動瞭我，不過我覺得日本總領事是日本正式的代表，又是我的保護人，理應找他來一同談談，於是把有田八郎總領事請來瞭。誰知那位佃信夫一看到瞭有田入場，立刻停瞭嘴，悻悻然起身告辭，弄得在座的陳寶琛、鄭孝胥等人都十分驚愕。後來鄭孝胥去責問他何以敢如此在“聖前非禮”，他的回答是：“把有田請來，這不是成心不想聽我的嗎？”這件往事經鄭孝胥的重提，我才知道那位權勢人物的代表也是黑龍會的人物，而且還是骨幹分子。
陳寶琛曾對我講過，不管黑龍會也罷，還是什麼權勢人物也罷，都是些在野的勢力，說話全可以不負責任，因此，除瞭日本公使和領事館以外，誰的話也別信。
“那麼，日本軍部呢？羅振玉說過，權勢人物主要的是日本軍部，而黑龍會和軍部的關系是很緊密的。羅振玉的黑龍會朋友，還是駐屯軍司令部的人哩！”
“羅振玉的話，不一定全可靠。”鄭孝胥說。
然而這一次鄭孝胥卻說錯瞭，羅振玉的話，在這一點上並沒胡說。我的英文翻譯的一段經歷，證實瞭羅振玉的話確是有所根據，而日本司令部方面在這類問題上與領事館采取不同的具體態度，以及黑龍會與司令部方面的關系，也都由此進一步地暴露瞭出來。
這是過瞭不少日子那位翻譯才告訴我的。感謝這位朋友，今天他又為我仔細地回憶瞭一下當時的情形，而且把過去不能告訴我的也告訴瞭我。
那天我和加藤談過話以後，翻譯員正準備離園回傢，聚在樓下的榮源、羅振玉和謝介石三人攔住瞭他，打聽樓上會談的結果。翻譯員這次接到這件從來沒有過的任務（用英文給日本人當翻譯），本來已覺得很奇怪，當他應命到達張園的時候，先就碰見瞭榮源等人，囑咐他談完之後告訴一下會談情形（這按說也是不準的）。翻譯員當時不安地回答：“我不過是個陪坐的罷瞭，白井副領事是會用中國話翻譯的。”榮源說：“上頭說瞭，讓您用英文翻。”“何必用英文呢。幼安先生（謝介石字）不是在這兒嗎？用日文翻譯不是更好嗎？”謝介石哼瞭一聲說：“我才不跟他們說話哩！”羅振玉這時忙插嘴說：“上頭是怕別人傳話不切實。還是請您下來的時候透透信吧。”翻譯員覺得事情有點蹊蹺，不便拒絕，又不想遵命，心裡打定主意，翻譯完瞭還是溜走忙自己的事去。誰知還沒走出大樓，就又給這三位攔住瞭。這位年輕人覺得臉上也磨不開，又覺得所談的事情似乎很簡單，就簡單地告訴他們瞭。
這三位聽完那結果，還是不放他走，再三向他叮問，等到確實知道瞭加藤說的仍然不過那幾句話之後，三個人激動起來瞭。榮源罵瞭一句：“領事官都是些不陰不陽的東西，向來沒有痛快過！”謝介石冷笑道：“我早知道他們要搗亂，找瞭他們就不會有好事，他們嘴裡說得出什麼好話來？你瞧，真事都成瞭造謠！”羅振玉捋著胡子，頓足嘆息：“是何居心！是何居心！”
翻譯員看得不耐煩，告辭要走，羅振玉立刻攔著說：“您別走，跟我們一起走走，耽誤您一會兒，回頭送您回傢。”說著，那兩位也站起來說：“對，一塊兒去，當面把這事情告訴他！”說著，就不由分說，帶著翻譯員往外走。翻譯員跟在他們後面，心裡充滿瞭好奇。他和榮源是近親，悄悄問他：“上哪兒去？”榮源激情未消地說：“咱們上三爺公館去！”不等他問下去，已經走到汽車跟前，那兩位把他擁瞭進去，車就開瞭。
汽車走瞭不太久，在離日本花園不遠的地方，一個路南的綠油大門前停下瞭。一直到此為止，這位翻譯員還以為去的地方是榮源榮三爺的公館，因為他聽榮源的一個“看煙”（專伺候抽大煙的）太監說過，“三爺在外邊還另有公館呢”！他也聽說榮源在日租界有座小樓，住著一個廣東籍的“外傢”，國民飯店裡有個房間，包著一個“暗門子”（暗娼），這些地方也是榮源和銀行界、金店業給張園辦抵押、談交易的地方，鹽業銀行的嶽乾齋經理，在北京領業源開紅貨鋪子的張德甫，都提過這些地方，隻是沒有人說過日本花園附近的這個綠大門。翻譯覺得他這位風流親戚對他公開瞭自己的秘密香艷窩，這回可有瞭開玩笑的資料，誰知一進大門，就知道不對瞭。
羅振玉上前按鈴後，一個號房式人物應聲打開瞭半扇門，顯然羅振玉是熟客，號房倒身讓過他們，隨即關上門，鉆進號房去瞭。羅振玉帶頭，幾個人繞過影壁，面前展開的一個頗大的院子，院子裡正有二三十個穿日本軍衣的人持槍練劈刺。奇怪的不僅如此，而是這群人看見瞭客人，忽然在一聲號令下，全跑進一道月亮門裡去瞭。更奇怪的是，翻譯員從一陣人聲中，聽出瞭這些穿日本軍裝的是說著中國話的。
這當然不是榮三爺的公館瞭。
院子北邊是一座樓房，羅振玉帶著他們繞過瞭陳列著盛開的夾竹桃的正門，從大樓側門進去，裡面是一條光線不太足的甬道。一個樓梯旁，擺著硬木八仙桌和幾把硬木椅子，坐著幾個彪形大漢，桌子堆著筆墨、算盤和一些藍佈皮的舊式賬簿。羅振玉過去和其中的一個嘀咕瞭幾句，這時不知從哪裡走過一個穿長衫的茶房式人物，領著他們上瞭樓梯，經過一條光線仍嫌不足的甬道，把他讓進瞭一間狹長的屋子。屋裡陳設頗像一個中等旅店房間，一張床，一個梳妝臺，一把梳妝椅。比旅館多的是床上有個盛鴉片煙具用的那種帶鏡子的紅漆盤，還有抽大煙用的一對大圓枕頭。榮源進瞭屋，一歪身倒在床上，點上他的埃及紙煙，羅振玉坐他的對面，謝介石坐在椅子上。看起來，他們都很熟悉這個地方。翻譯員很留心地聽他們談話，漸漸聽出來，他們不久前在這地方見過一個剛從日本來的人，這個人是個黑龍會的重要人物——頭山滿的得力骨幹，羅振玉他們就是根據這個人物的談話，確信瞭日本人要把“宣統帝”送到旅順，為滿蒙方面的某種舉動作準備。當然，這次舉動在張園的人聽來，就是復辟。羅振玉這些人認為必須把加藤對我去旅順問題的不同回答，告訴那個人，為瞭讓那人親自聽聽第一手的消息，所以特意把翻譯員帶瞭來。至於這位人物叫什麼名字，這個地方是個什麼地方，他們都絕口不提。
那天的天氣非常熱，翻譯員很想到衛生間洗一把臉，而這間狹長的屋子既沒有茶，也沒有水。後來他打聽廁所在哪裡，謝介石告訴他在樓下某個地方。他下樓去瞭。誰知又發現瞭一個不解的現象：原在樓梯的那幾個大漢，連同桌椅、賬本，等等，全不見瞭。
翻譯員越發覺得蹊蹺，心中不安起來。他本來是專門給我擔任對各歐美國傢駐津領事館和兵營方面的翻譯的，日本人很不願意接近他，他早已感覺出他們對他的戒心，如今他來到這個會見東京來人的地方，並非是由日本人的邀請，日本人是什麼態度呢？他忐忑不安地回到樓上。這時隻見羅振玉等人垂頭喪氣地告訴他：那位人物不來瞭，咱走吧！
翻譯員如釋重負，跟著走出大門（一路上除瞭那個號房式人物，誰也沒碰上）。羅振玉要用汽車送他，他也不坐瞭，趕忙雇瞭洋車回自己的傢。
過瞭不久，我要給離任回國的駐屯軍司令官高田豐樹送一份禮物，順手抓瞭在跟前的這位翻譯，叫他送去。他奉命去找司令部的通譯官吉田忠太郎。吉田的中國話很好，中國風俗習慣也很熟悉。因為他長得很像“群英會”上的蔣幹，所以我這位愛看戲的翻譯員背後就叫他“蔣幹”。他回憶這段經過說：“我到瞭‘蔣幹’那裡，說瞭沒幾句，突然進來瞭一個矮胖子，氣沖鬥牛地對吉田嚷瞭起來，像要打架似的。他們的日本話裡，似乎屢次說到榮源的名字。那矮胖子嚷得很兇，‘蔣幹’卻笑嘻嘻的，像聽瞭什麼笑話。那胖子足吵瞭一個小時才走。我就問‘蔣幹’，榮源是不是惹瞭他？‘蔣幹’說：‘榮源真是個色鬼，昨晚上不知怎麼弄的，三爺公館叫人，弄錯瞭，把大熊的女人叫瞭去，榮源見瞭就不饒，哈哈！’
“這段話，又勾起瞭我的好奇心。這個三爺公館究竟是個什麼地方呢？我不敢問‘蔣幹’，我辦完瞭事，把禮物交代清楚，離瞭他的地方，決心再到那個三爺公館那外面看看。我到瞭日本花園附近，果然找到瞭那個綠大門。走到跟前一細看，原來門角上釘著一個小小的原色木牌，上面明白地寫著四個墨筆字：‘三野公館。’原來這是跟榮源很熟的那個三野友吉的公館！”
這段經歷，是我決定不去旅順之後他才告訴我的。當時我聽瞭，對日本人這種相互不協調，感到瞭氣憤，覺得日本人真是不統一，但也沒有想到其他的問題。三野友吉這人我是認識的，他是司令部的一個尉級參謀，常作為司令官的隨從到張園來祝壽、賀年和做客。我覺得我和司令官有交往，我的下邊人和司令部的下邊人有交往，那是很自然的事。卻沒有去想：這個尉官何以能擁有一座“公館”？而羅、榮、謝等人竟是這種奇怪的公館的常客，這又是件什麼事？
翻譯員後來還有一段經歷，當時並沒有告訴我。他曾經向榮源探問過三野公館的事：“你在三野公館惹瞭大熊的女人，‘蔣幹’告訴我瞭！你是怎麼惹的她？”
“你也知道？”榮源躺在大煙榻上，興高采烈地聊起瞭他怎樣惹那女人，那女人的草屐子上的絆兒怎麼給掙斷……說得興頭很足。我這位翻譯看出機會來瞭，就乘他的興頭問道：“三野公館是個什麼地方？”
“是個好地方。”
“什麼好地方？”
“你別急，也許將來有機會帶你去開眼。”
“得啦，要是你三爺的烏龍院，小生可是不敢去的！”
“怎麼是我的烏龍院？”
“不是你三爺的公館嗎？”
“你別胡嚷啦，那是三野友吉的公館！”
“三野不過一個小參謀，幹嗎要那麼大的一座公館？”
“唔，你既然不知道，”榮源警惕起來，抽瞭幾口煙才說：“我也不便往下說，以後有機會咱再談。”
以後，他再也沒說。
這位翻譯員後來實在憋不住瞭，在一次宴會上，借瞭一個題目和白井康談天，一下子扯到那個三野公館，說他曾到那裡去過一次，就在上次見過面之後。白井康聽瞭他的話，非常詫異地看瞭他幾眼，一言未答。他心中很懊喪，以後總躲著這個白井康。可是在又一次宴會上，白井康主動地找他攀談。也不記得是借瞭個什麼題目，忽然扯出瞭這麼一句：“那個三野公館已經不存在瞭！”
現在回想起來，白井康所充當的這種角色，一定很沒滋味。上次園後放槍事件發生後，告訴張園“那是巖田打鳥”的，也是由他扮演的。
自然，後來我終於漸漸明白瞭，在司令部和領事館的互相遮蓋之下的鉤心鬥角，其激烈與錯綜復雜，是不下於我身邊“遺老”中間所發生的。我也弄明白瞭許多“並行活動”，現象並非全是偶然巧合，比如：司令部派瞭參謀每周給我演講，領事館就介紹瞭遠山猛雄做皇室教師；領事館每次邀請我必同時請鄭孝胥，司令部的邀請中就少不瞭羅振玉；領事館在張園派駐瞭日本警官，而司令部就有專設的三野公館為榮源、羅振玉、謝介石等預備瞭女人、鴉片，等等。
至於黑龍會，我知道得最晚，還是鄭孝胥告訴我的。這個日本最大的浪人團體，前身名為“玄洋社”，成立於中法戰爭之後，是日本浪人平岡浩太郎創立的在中國進行間諜活動的最早的特務組織，最初在福州、芝罘、上海都有機關，以領事館、學校、照相館等為掩護，如上海的“東洋學校”和後來的“同文書院”都是。“黑龍會”這個名字出現得比組織的誕生要晚，是在一九〇一年。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超越黑龍江”，換言之，也就是要做一個與帝俄爭奪滿蒙殖民地的開路先鋒。在日俄戰爭中，這個團體起瞭很大作用，它的間諜工作，在《對馬》這部小說裡是有過描寫的。傳說在那時黑龍會會員已達幾十萬名，擁有巨大的活動資金。頭山滿是黑龍會最出名的領袖，在他的指揮下，他的黨羽深入到中國的各階層。從清末的王公大臣如升允之流的身邊，到販夫走卒如張園的“隨侍”中間，無一處沒有他們在進行著遠慮深謀的工作。日本許多著名的人物，如土肥原、廣田、平沼、有田、香月等人都是頭山滿的門生。鄭孝胥說頭山滿是個佛教徒，有一把銀色長須，面容“慈祥”，平生最愛玫瑰花，終年不願離開他的花園。就是這樣的一個佛教徒，在玫瑰花香氣的氤氳中，捋著銀須，面容“慈祥”地冥想出一個又一個的駭人陰謀和慘絕人寰的兇殺。
鄭孝胥能認識到黑龍會和日本軍部系統的力量，是應該把它歸功於羅振玉的。鄭、羅、陳三人代表瞭三種不同的思想。羅振玉認為軍部人物以及黑龍會人物的話全是可靠的（他對謝米諾夫和多佈端的信任，也一半是出於謝、多二人和黑龍會有關系），陳寶琛則認為除瞭代表日本政府的總領事館以外，別的日本人的話全別相信。鄭孝胥公開附和著陳寶琛，以反對羅振玉，心裡起初也對司令部和黑龍會存著懷疑，但他逐漸地透過羅振玉的吹噓和黑龍會的胡作非為，看出瞭東京方面某種勢力的動向，看出瞭日本當局的實在意圖，最終看出瞭這是他可以仗恃的力量。因此，他後來決定暫時放下寄托希望於各國共管上的計劃，而束裝東行；到日本直接尋找一下黑龍會和日本參謀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