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瞭預定的動身日期，十一月十日。按照計劃，我必須在這天傍晚，瞞過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靜園的大門。這件事很使我費瞭一番腦筋。我先打算根本不走大門，索性坐汽車從車房的門出去，我叫一個隨侍去看看能不能打開車房門，他說車房門久未使用，門外已經被廣告招貼糊住瞭。後來還是祁繼忠想出個辦法，把我藏在一輛跑車（即隻有雙座的一種敞篷車）的後廂裡，然後叫人把車從大門開出去。為瞭機密，他連司機也沒有叫，而是從隨侍裡面挑瞭一個勉強會開車的，對他說“上頭”的命令叫把車開到指定的地方去，那裡有人等著。就這樣，祁繼忠坐在司機旁邊，押著這輛“空車”，把我載出瞭靜園，直奔我和吉田商定的地點——曙街敷島料理店。
在離靜園大門不遠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輛汽車上等著，一看見我的汽車出瞭大門，他的車便悄悄跟在後面。
那時正是“天津騷亂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接近的中國管區一帶整日戒嚴。這次佈置的戒嚴，給我的出奔造成極為順利的環境。在任何中國人的車輛不得通行的情況下，我這輛汽車走到每個路口的鐵絲網前，遇到日本兵阻攔時，經後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過。雖然祁繼忠找來的這個二把刀司機技術實在糟糕，剛一出瞭靜園大門就撞在電線桿子上，我的腦袋給廂蓋狠狠碰瞭一下，一路上還把我顛撞得十分難受，但是也總算順利地開到敷島料理店的門口瞭。
汽車停下之後，祁繼忠又把開車的人支到一邊，然後吉田打開瞭車廂，扶我出來，一同進瞭敷島料理店。有一個早等候著的日本軍官，叫真方勛大尉的，拿出一件日本軍大衣和軍帽，他和吉田把我迅速打扮瞭一下，就帶著我、祁繼忠和隨後趕到的兩個“隨侍”，坐上瞭一輛司令部的汽車。汽車暢行無阻地在白河岸上走瞭一陣兒，到瞭一個碼頭。
碼頭上很清靜。我很快就明白，這不是日租界，我有點發慌，吉田低聲安慰我說：“不要緊，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勛二人的夾扶下，快步地在水泥地面上走瞭一段，一隻小小的沒有燈光的汽船出現在眼前。我走進船艙，看見瞭鄭孝胥父子倆如約候在裡面，心裡才穩定下來。坐在這裡的還有三個日本人：一個是上角利一；一個是從前在升允手下當侍衛官的工藤鐵三郎，是土肥原手下的浪人；還有一個叫大谷的，現在忘瞭他的來歷。我也見到瞭船長西長次郎，知道瞭船上還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個名叫諏訪績的軍曹帶領著，擔任護送之責。這條船名“比治山丸”，是日軍司令部運輸部的船。為瞭這次特殊的運輸任務，船上堆上沙袋和鋼板。過瞭二十年之後，我從日本的《文藝春秋》雜志上看到工藤寫的一篇回憶錄，才知道船上還暗藏瞭一大桶汽油，準備萬一被中國軍隊發現，無法脫逃的時候，日本軍人就放火燒，讓我們這幾個人證與船同歸於盡。那時我的屁股距離汽油大概不會超過三米之遠，我卻認為離著“幸福”是越來越近瞭呢！
吉田和真方勛大尉離開瞭汽船，汽船離瞭碼頭，電燈亮瞭。我隔窗眺望河中夜景，心中不勝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過幾次，在東北海軍畢庶澄的炮艦上和日本的驅逐艦上，我曾產生過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來奔向海洋彼岸，尋找復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這條河上瞭，不禁得意忘形，高興得想找些話來說說。
可是我高興得未免太早，鄭垂告訴我：“外國租界過去瞭，前邊就是中國人的勢力。軍糧城那邊，可有中國軍隊守著哩！”
聽瞭這話，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看看鄭氏父子和那幾個日本人，也都板著臉，一語不發。在每根神經都繃得緊緊的情形下，至少過瞭兩個小時，突然間從岸上傳來一聲吆喝：“停——船！”
我像神經切斷瞭似的，幾乎癱在地上。艙裡的幾個日本兵呼嚕呼嚕地都上瞭甲板，甲板上傳來低聲的口令和凌亂的腳步聲。我探頭到窗外，看見每個沙包後都有人伏著，端槍做出準備射擊的姿勢。但是船的航速卻好像在下降，航向也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電燈全熄，岸上響起瞭槍聲，幾乎是同時，機器聲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隻覺一歪，像騰起來似的掠岸而過，岸上的喊聲、槍聲，漸漸都在後面削弱瞭。原來日本人早準備好這一手，先裝成聽命的樣子，然後乘岸上不備，一溜煙逃過去瞭。
過瞭一會兒，燈光又亮起來，艙裡有瞭活氣。半夜時到瞭大沽口外，在等待著商輪“淡路丸”出口外接我們的時候，日本兵拿出瞭醬湯、咸白菜和日本酒來，鄭孝胥活躍起來瞭。高談其中日同文同種，把這一場驚險經歷描繪成“英雄事業”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幹杯，詩興大發。即興吟瞭一首詩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試共論；
人定勝天非浪語，相看應在不多言。
因為這晚上飯吃瞭大米大麥合制的日本飯，鄭孝胥後來刻瞭兩個圖章給我，一枚是“不忘在莒”，另一枚是“滹沱麥飯”。前者是借魯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也就是別忘瞭我和他在一起的這一晚；後者是借劉秀敗走滹沱河，大樹將軍馮異為他烤衣服、做麥飯充饑的故事。鄭孝胥把我比做劉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樹將軍瞭。
鄭孝胥這天晚上的高興，除瞭由於他在我周圍那一群人中間，又成瞭一個勝利者外，大概還有另一層不便說出的原因，是他從日本軍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他們的一致。這是我最近才從他日記上找出來的。在我會見土肥原後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記上寫著：
大七（即鄭垂）到日本領事館，後藤言：土肥原謂此來即為迎上赴奉天，領事館可佯為不知……
二次大戰後被發現的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幣原給天津桑島總領事的一封密電稿，說明瞭白河偷渡的戲劇性：
關於擁戴宣統帝的運動。認為如果過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對內、外的關系反會不好。曾把這種意見在外務方面協議過，外務方面雖然也同意，但關於滿洲目前的局勢，各方面都有擁戴皇帝的運動，因此，對於帝國國策的執行上，難保不受到連累。同時，皇帝身邊的保護也屬必要，所以做瞭相當的警備。再外務方面也表示，現在滿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穩，東三省的民眾總的意志，也想擁戴皇帝。如果對於國策的執行沒有妨礙，聽其自然也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