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經常有些外國記者和客人來訪問我，還有些外國人寫信給我，向我要照片，或者在寄來的照片上簽名。一九五七年二月，我接到從法國斯梯林-溫德爾寄來的一封信，裡面有幾張我過去的照片，有一封信，還有一篇不知要做什麼用的很短的文章。這篇文章和那封信使我非常驚奇。現在把文章抄在下面，至於作者的姓名，我想不必去抄它瞭。
監牢裡的中國皇帝
“世界上的光輝是無意義的”，這句話是對一個關在紅色中國的撫順監牢裡等待判決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寫照。在孩童時期，他穿的是珍貴的衣料，然而現在卻穿著破舊的棉佈衣服，在監牢的園子裡獨自散步。這個人的名字是：亨利·溥儀。五十年前，他的誕生伴隨著奢華的節日的煙火，但是現在牢房卻成瞭他的住處。亨利在兩歲時做瞭中國的皇帝，但以後中國的六年內戰把他從皇帝寶座上推瞭下來。一九三二年對於這位“天子”來說，又成為一個重要的時期：日本人把他扶起來做“滿洲國”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再也沒有聽到關於他的什麼事，一直到現在這張引人註意的照片報道他的悲慘的命運為止……
那封信以這樣的話開頭：“由於對陛下的仁慈和恩惠的堅強信心的鼓舞，我在這裡謹向陛下提出一個請求……”他請求的便是要我在他寄來的照片上簽個字。
類似的同情，在這以前我也遇到過。一九五六年八月，有兩位英國記者（可惜不記得名字瞭）就問過我：“作為清朝的最末一位皇帝，遇到這樣的下場，你不覺得悲哀嗎？”另外，還有人也表示瞭另一種同情，有位加拿大記者問過我，待瞭這些年還不審判是否覺得不公平。有位法國記者曾問我：“被捕後長時期沒有審訊，是否感到驚奇？”當我回答他說，使我驚奇的是，歷史上不管是在哪個朝代、哪個國傢，像我這樣的人都不會受到這樣待遇。我的這個答案倒真引起瞭記者先生的驚奇。
一個罪人如果不承認他有罪，他在牢獄裡待一小時也是認為不公平的。如果他僅僅是在法律上承認自己有罪，他也必定要從法律上斤斤計較他的刑期。但如果一個罪人在道義上也承認瞭自己有罪，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瞭。
至於世界上的光輝，那是什麼呢？
在我看來，這是方素榮的那顆偉大的心，是臺山堡那傢農民表示的寬忍，是在我的親屬身上反映出來的巨大變化，是撫順礦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業學校裡的那些代替瞭日本設備的國產機床，是養老院裡老工人的晚年，是沈陽法庭的審判和日本戰犯們的眼淚……難道這都是對我沒有意義的嗎？
我給那位要簽名的法國人的回信是這樣寫的：“我不能同意你說的世界上的光輝是沒有意義的話……因此，我沒有在照片上簽名。”我向記者們談過我的生活，我對政府的寬待感到驚奇和慚愧，我也說到自己對真理和正義的理解，等等。我這些書面和口頭的答復，後來都引起瞭什麼反響，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斷定，我如果再談到這個監獄對我不是監獄而是一棵菩提樹，那就準會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當然，我確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緬甸的議長肖恢塔先生，他是把這裡比做一座學校的）。我把監獄的屋頂比做菩提樹的華蓋，是由於我這時確實已有這種感覺，確信自己領略到瞭像那位迦毗羅太子證菩提果時的一樣的心情。當我經歷瞭最後的三年之後，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就越發覺得這個比喻的恰當。首先，這是由於在這最後三年的五次參觀中，我從自己周圍的世界裡看到越來越耀眼、越來越有意義的光輝。
這五次參觀中，我們走瞭五個城市，看瞭兩個農業社，兩個人民公社。二十三個工礦企業和五個文教衛生福利事業單位，又看瞭許多住宅區，還看瞭水庫、展覽館、體育宮、烈士紀念館……
我看瞭許許多多未曾見過也未曾聽過的東西。我既沒有什麼專業知識也沒有足夠的常識來理解那些標在產品前面的數字的含義，例如：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米的大高爐、二千五百噸的鍛造水壓機、一晝夜可選礦七萬立方米的七A浮選機、一小時可抽水一萬二千噸的四十八D水泵、五十八天完成的萬噸巨輪船體工程、容量超過解放前一年生產總量的四萬千伏安和二十二萬伏電壓的變壓器……許多產品名稱，許多的發明創造，對我都是神奇的。我把筆記本寫滿瞭兩本，固然長瞭一些生產知識，但對我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事實：有許許多多我們過去沒有的、做不到的，現在都有瞭、都做到瞭，而且很多是以最高的速度和最好的質量做到的。大量的是由自己設計，有的還由進口轉為出口。雖然有些設備現在不能制造，但也在試制或者將要去做，而眼前的事實證明，我們也是必定做得出的。我從這裡明白瞭那些難記的數字和專有名詞的中心含義：這一切足以引起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的自豪。
從無到有！僅僅這一點事實，就足夠讓我這樣的人去思索的瞭。我理解的還不是單純的關於一個社會進步的問題，而是對我的祖國和民族的估價問題。
我是一個中國人，可是在前半生中，我的心裡總是對“中國人”三字充滿自卑感。清朝的後期歷史中的對外關系，使我對“外國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畏懼心。我自從認識瞭莊士敦，又發生瞭對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羨慕心。莊士敦的談話、送我的畫報和自來水筆，以及他穿的衣服、皮鞋，衣服上的別針、袖扣，都曾使我對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慚形穢。後來到瞭天津，從日本人那裡我更得出這樣的結論：愛新覺羅是中國的統治者，但要治理好中國還是要靠外國人才行。天津租界裡的七年生活，“外國人”三個字成瞭我的靈魂的主宰。每參觀一次外國軍隊的檢閱或者參加瞭一次外國人的宴會，我必感嘆一次外國民族的聰明、中國民族的低劣。甚至一本外國畫報、一雙外國皮鞋和一包外國紙煙，都能懾去我的靈魂，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居然相信瞭白種人優於有色種人的論點，記得這論點曾是我和溥傑的共同話題。我的世界知識的課本，除閱兵、宴會、畫報、電影之外，便是法國的香水和白蘭地、英國的衣料和香煙、美國的汽車和留蘭香糖、德國的拜耳藥品和眼鏡、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煙、挪威的魚罐頭、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學士倭仁指為奇技淫巧的東西，除瞭作為財產看的中國古玩玉器字畫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國的好。就連我的財產也要存到外國銀行裡，甚至不惜倒貼保管費。我當瞭偽滿洲國“皇帝”，還必須吸三五、三九牌煙，吃拜耳廠的西藥，喝三星白蘭地酒。在我看來，中國的東西什麼也不行，也永遠行不瞭。
不但是我，連我的侄子——十三歲搬到東北一連住瞭十四年的青年，剛從蘇聯回來坐在中國的火車上，還驚異地問：“這火車是中國人開的嗎？”比他更小的孩子就更慘。我的妹妹的大女兒在英國出生，在偽滿長到十二歲，她一直到“滿洲國”垮臺以後才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我承繼瞭我的祖先——從接受第一個辱國條約的道光皇帝到“結與國之歡心”的西太後止——把祖國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業，變本加厲地又幫助敵人把東北變為完全的殖民地。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氣毒害瞭我自己的親人，也毒害瞭我自己，制造出一批軟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
在朝鮮戰場上勝利消息不斷傳來的時候，我還納悶美國軍隊的精良裝備何以會失敗。到瞭美國克拉克將軍說他是“第一個不是在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美國將軍”，我才相信瞭勝利，也才相信瞭解放軍過去抗日的戰史。但相信不等於理解。因為我對於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對外戰史印象是太深瞭，莊士敦和日本的參謀給我講過的中國吃敗仗的故事，在長春“帝宮”裡放映的日本電影以及天津各國軍隊檢閱給我的印象都是太深瞭。朝鮮停戰開始談判時，我看到那些談判情況的報道甚至還擔心過，覺得中朝方的代表那樣板是板眼是眼的，弄僵瞭豈不糟？我在紫禁城裡看過的恭親王、李鴻章等人關於辦外交的奏折和西太後用光緒名義發的上諭，使我習慣瞭那些“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外交。一旦中國人真的腰板硬起來瞭，我首先感到的不是痛快卻是擔心。我這種軟骨病，直到看到瞭無數的足以挺腰板的事實之後，才算治好。我知道瞭犯瞭中國法律的外國人在中國法庭上判瞭罪，關進瞭監獄，或者被驅逐出境；外國的水兵闖入到中國海防區，被不客氣地扣瞭下來。我又聽到，美國的企事業被中國政府管制的管制，接收的接收，美國的“總領事”被中國不客氣地從大陸上趕走，美國的飛機闖進瞭中國的領空，中國飛機就把它不客氣地打瞭下來，美國的將軍在中朝人民軍隊面前在停戰協定上簽瞭字，美國政府嘴說不承認新中國，可是又不得不舉行瞭大使級的會談。後來，我親眼看到日本戰犯在中國法庭服瞭罪，我又聽到自稱無敵的美國的國務卿，叫嚷著說中國是他的最大的敵人……我看到瞭這一切從無到有的事實，這些事情和我在參觀中看到的那些從無到有的汽車、輪船、拖拉機、水庫，各樣發明創造……聯系起來，我這才真正有瞭一種新的心情，重新想起瞭我是一個中國人。
由於看到瞭這些從無到有的事物，我又自然地想起那些從有變成無的東西——殖民地奴隸的烙印。
我想起瞭從前每次“巡幸”，不管是到哪個城市，不管是乘車通過哪條街道，到處都可以看到日本文的招牌和仁丹、眼藥的刺目的廣告招貼。在天津租界時，我還比較自由地逛過商店洋行，印象最深的是到處可以看得見的紅錫包、美孚油、棕欖皂、味之素、韋廉氏紅色補丸、萬國儲蓄會等等的廣告。我還記得，在舊中國，舉目四望，幾乎沒有一樣商品上面沒有英文——無論是外國貨還是中國貨，除瞭同仁堂的丸散膏丹以外，幾乎凡有包裝的一律沒有例外。我所接觸到的青年，也無一不是以能說英文為榮，或者對能說英文的表示著最大的羨慕。早在北京時代，由於聽到莊士敦宣傳有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個英文名字，因此我叫做亨利，婉容成瞭伊麗莎白，妹妹們就成瞭瑪麗、莉莉……到瞭東北，日文又代替瞭英文，充塞著視覺和聽覺所及之處。這些奴隸的記號，現在全沒有瞭！我自己領到的日用品，再沒有外國的商標和字樣。我在那座由中國人當廠長、中國人當工程師和中國工人操縱一切機器的“汽車城”裡，有生以來第一次在汽車上看見中國字：第一汽車制造廠。在無論巨型的渦輪機，還是精密的量具上，我看見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制造。在鞍山鋼鐵公司，我站在一望無際的高聳的鋼鐵建築前，聽到瞭一個故事。日本人在離開那堆已變成破爛廠房的時候說：“把鞍山給你們種高粱去吧，要想恢復，平心靜氣地說，也要二十年！”可是，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這三年間，中國人從十五萬噸產量提到瞭一百三十五萬噸，過瞭一個五年，又提到年產五百三十五萬噸，等於從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鋼所起到一九四七年止這三十一年累計的總產量！像這樣的鋼鐵基地，在中國已經不是一個，而是好幾個！
許多的資料檔案說明，中國人在東北得到的不是什麼基地，而是一個一個的爛攤子和各種各樣的譏笑。從某種外國人嘴裡發出的譏笑如果聚起來，大概可以變成一場臺風。可是人民卻像地球本身一樣，不管地面起多大的風，揚起多大的灰塵，它還是按著時刻不差一分地轉動著。中國人並沒叫臺風嚇倒，農村恢復瞭，合作化又實現瞭；鞍鋼恢復瞭，又成瞭現代化聯合企業瞭；撫順煤礦恢復瞭，產量在十年間提到瞭偽滿時最高產量的幾倍。要恢復的都超過瞭過去，沒有的也建設瞭起來。這種事情在發出過譏笑聲的人的心裡發生瞭什麼反響，我不大知道，但從古海忠之第二次參觀大夥房水庫的感想中，卻聽到瞭一種真實的回答。
我們第一次（一九五七年）看大夥房水庫時，隻看到一望無際的人群，活動在峪間，那時，我們從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將蓄水二十一點一億立方米，可以防護千年一遇的洪水（一點零七萬立方米）。同時，還可灌溉八萬頃土地。第二次參觀是兩年後的一九五九年，已是完工瞭一年的偉大傑作，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座浩瀚的人造海，一條高出地面四十八米、底寬三百三十米、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大壩，它的八米寬的頂面，猶如公園的露天舞池那麼漂亮。古海忠之這次參觀回來，在俱樂部大廳向全體戰犯發表瞭他的感想，他有一段話說：
“站在……大夥房水庫的堤壩上四面眺望，我感覺到的是雄偉、美麗、和平，我還深深地感到這是與自然界作鬥爭的勝利，這是正在繼續戰勝自然的中國人民的自豪和喜悅。看到這樣的水庫，使我腦海裡回憶起來，在偽滿時代當總務廳主計處長、經濟部次長、總務廳次長等職務時，站在豐滿和水豐水庫堤壩眺望的往事；那時也認為是對大自然作鬥爭，認為能做這樣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亞洲隻有日本人，而感到驕傲；蔑視中國人是絕對不可辦到的（那時，為瞭準備戰爭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勞力方面雖強迫征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沒有，這個大夥房水庫計劃就打消瞭）。中國工人，衣服破爛不堪……我認為自己和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種人；我以‘偉大的、聰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態，傲慢地看著他們……
“在大夥房水庫勞動著的人們，由於他們充滿瞭希望，有著沖天的幹勁，忘我的勞動，蓬勃的朝氣，眉宇間顯示出無比的自豪和喜悅。站在小高堤的一角眺望著的我，就是對中國人民犯下嚴重罪行的戰爭罪犯。哪一方面是對的呢……”
用自以為是偉大的、聰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態，傲慢地看著中國人的，在過去的列強中，哪一個國傢不是如此呢？在一百零九年間，列強裡有哪個國傢沒有欺負過中國人呢？那些帶著從鴉片、十字架、大炮一直到口香糖、大腿電影的自以為高尚文明的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不但是傲慢地看過，而且殘暴地屠殺過，敲骨吸髓地掠奪過；不但單個地幹，還結成兩國的、八國的聯軍來幹；不但把軍隊開進邊界、開進內地，而且還開進京城，還要永遠駐在京城、通都大邑、交通要道和海防要塞上。從我伯祖父旻寧時代的《南京條約》到國民政府的《中美商約》，在舊中國的日歷上，寫下瞭多少個國恥紀念日，翻開舊中國的近百年對外關系史，可以找到一切恥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機會均等、門戶開放、最惠國待遇、租界地、關稅抵押、領事裁判權、駐軍權、築路權、采礦權、內河航行權、空運權，以及傷驢一條賠美金百元，殺死瞭中國人一命倒可以償美金八十元瞭事，“盟邦”軍人強奸中國婦女而不受中國法庭審判等等的權力。
中國近代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史。也是從旻寧到蔣介石這一連串的軟骨癥病歷。在我父親的日記裡，曾多次提到過赫德這個英國人，據說我幼時在故宮裡曾接見過他，我已經不記得瞭。他是中國海關第二位總務司，許多外國書用瞭各種稱頌的話來描寫過他，後來上海外灘還給他建瞭一座銅像。這個很受恭親王喜歡的人，不但是中國海關的主人，也實際是恭親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交部）的靈魂，恭親王辦理重大涉外事務，幾乎都有他的參與。他給恭親王寫瞭一篇《局外旁觀論》，就像老師教學生似的告訴中國的外交部門怎樣辦外交，總起來就是一句話：要按著條約辦，否則就要挨打！
中國在近代史上（一八六八年）正式派遣使節出使外國，是根據赫德的意思開始的，第一次派出的使節也不是中國人，卻由一名美國人、一名英國人和一名法國人組成的一個使團，派中國人出去辦外交還在以後。第一個作為特使（一八七一年）出國的中國人叫崇厚，那卻是因為天津教案到法國道歉去的。中國外交官就是這樣開始出現在世界上的。從崇厚起一直到解放，哪一個出使的中國人的腰板是硬的呢？不是去賠禮道歉，簽訂屈辱條約，就是挨瞭張傢欺負跑到李傢苦苦哀求什麼公道、聲援，再不然就是去借錢，或者不過在典禮上忝居末座，捧捧場。李鴻章到日本馬關，我父親在庚子後到德國，北洋政府外交官參加巴黎和會，孔祥熙到倫敦參加英王加冕……無一不是去伺候別人的顏色。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們誰也沒挺起過腰板來。假如那些軟骨癥患者都寫一本回憶錄，說一說那些辦外交的掌故，必有豐富的內容。我就知道李鴻章是個最善於聽洋人訓斥的人。一八七五年英公使威妥瑪就曾經當面教訓過他：“你們中國人辦事，越辦越不是，活像一個孩子長到十幾歲，又變成一歲瞭。”
但是，這些日子都過去瞭。中國人站起來瞭。古海看得很清楚，現在的中國人“眉宇間顯示出無比的自豪和喜悅”。古海的這句話，給瞭我很深刻的印象，以至我在特赦後看到一本美國人寫的書時，又想起瞭它，而且明白瞭他敏感到能看見中國人眉宇間的神色，絕非誇大其詞。在我看的那本書中，有一段作者本人經歷的描寫，讓我相信那些曾經對中國人傲慢過的人，處於時代的轉換期，是特別敏感的。那個美國作者住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學裡，他每星期坐燕京的校車進西直門的時候，車上的中國教職員和男女學生照例要走下車來，受那些國民黨軍警的檢查，他這個美國人則照例穩坐車上不動，他就不免常常以白種人的優越感，坐在那裡欣賞車外中國男女青年受檢查時的表情。可是，時代變瞭，北京插上瞭紅旗，西直門也換上瞭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哨兵。在那些日子裡，燕京大學的校車再走過西直門時，下車的再不是那些中國人，而是他這個有過優越感的美國人瞭。當他在中國人的目光之下，走到人民解放軍哨兵面前，交驗他的身份證時，他也看到瞭中國人眉宇間的變化。
站起來的中國人，自然要引起那些傲慢的人的憤怒。他們除瞭惡意的譏笑之外，還有他們認為最厲害的手段。間諜破壞是手段的一種。在西直門由看中國人受檢查而變為被中國人檢查的美國人李克，便是美國海軍部門的一名間諜，北京解放第二年他被送進中國的監獄裡去瞭。經濟封鎖是手段的另一種，但我在東北工業陳列館裡，在那些工礦企業裡，親眼就看到瞭不少屬於禁運單上的東西，而且還聽到瞭一個笑話。有一次，香港當局派人扣留瞭一個倉庫的甘油。甘油的經銷商去詢問為什麼扣下這批貨，當局回答：“這是戰略物資，屬於禁運范圍的。”“對誰禁運呢？”“對中國。”經銷商拿出貨單來說：“請看，這批甘油可是中國出口的呀！”順便說一句，我在參觀中也看見瞭中國制造的甘油。
這裡，一切凡是應當有的但還沒有的東西，是必定會有的，而且已經不斷地從無到有瞭。有的東西從前有過，但是被喪失掉瞭的，也終究會再有的，而且在不斷地恢復瞭。我說的不但是機器和技術，不但是礦山和土地，更重要的是榮譽，是每個人心裡都應該有的祖國。由於那些傲慢的人，也由於我這樣軟骨的人，使東北像我的外甥女這樣的孩子，竟會連祖國的名稱也不知道，但是祖國兩個字，現在又成為東北每個兒童心裡最引起自豪的神聖字眼。我參觀長春第一汽車廠時，一位接待人員告訴我，汽車廠剛投入生產時，有一個小學校要求參觀，廠方表示瞭歡迎，並且準備派出最舒適的轎車去接他們。孩子們一聽說派來接他們的是進口的（該廠當時隻生產卡車），立刻反對道：“不要！我們要坐我們祖國自己造的大卡車！”
孩子們的話，又一次讓我想起瞭，在我心裡曾經失掉過的神聖的字眼：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