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的清晨，學委會通知大傢都到甬道裡，等著聽廣播。學習委員說：“所方說是一項重要的消息……”
是什麼重要消息呢？各個甬道裡都站滿瞭人，偽滿的、國民黨的，各號站在離各號最近的播音器前，都很肅靜。人人都在猜測著這項重要廣播的內容。後來大傢回憶起這段時間的想法，大致都認為是宣佈大躍進新成績，有的更想到是一個新的生產運動，也有人想到是蘇聯又有新衛星上瞭天，還有人想到是今天是“九一八”的二十八周年紀念日，也許是關於紀念文章的發表……誰也沒想到，在“九一八”的二十八周年這天，我們聽到的卻是這樣一個沖激神魂的消息：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瞭偉大勝利。我們的祖國欣欣向榮，生產建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空前鞏固和強大。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國傢的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好。黨和人民政府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實行的懲辦和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政策，已經獲得偉大的成績。在押各種罪犯中的多數已經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確實已經改惡從善。根據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對於一些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佈實行特赦是適宜的。采取這個措施，將更有利於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於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繼續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這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隻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考慮上述建議，並且作出相應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這是真的嗎？——完完全全是真的！廣播員又讀瞭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讀瞭劉少奇主席署名的特赦令。這也是真的：在瞬息間的有如空氣凝結起來的沉靜後，甬道裡猛然響起瞭暴風雨般的掌聲，歡呼聲，萬歲聲……這一切都是真的！
後來，每個小組裡都自發地開起瞭會，人們都爭先恐後地談瞭自己的感想。我也談瞭，但是要談的人太多瞭，性急的人就更多，每人都感到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談，我也覺得自己的話還沒有說夠。我說瞭還想說，真的，我所想的，說一天也說不完……
特赦，對我來說是什麼意義呢？
特赦，自然，這就是說不經起訴而出獄，它的含義是什麼？
在舊時代，或者在某些國度裡，“出獄”兩字的含義是和“獄”的性質關聯著的。出獄，這意味著走出黑暗冰冷的牢房，意味著陽光，意味著苦難的終結，意味著和枷鎖的告別。然而在這裡，和黑暗、冰冷、苦難和枷鎖的字眼是全不相關的。正相反，正是在這個“牢房”裡，我才見到瞭太陽，才從又聾又瞎的黑暗中解脫出來，認出瞭世界和我自己，才從枷鎖桎梏中伸展開瞭我的手腳，更重要的是舒開瞭我的朦朦朧朧的知覺……
在舊時代和某些國度裡，出獄就是意味著自由的獲得。然而自由有各式各樣的自由，有各種情況下的自由。從前有位中國苦學生，熱愛繪畫的司徒喬，為瞭學畫，走進瞭美國，想以半工半讀的辦法實現自己的志願，因此犯瞭美國的移民法規，判刑一年。他的監獄窗口正對著美國的自由神像，他就面對著自由神像，過瞭一年最不自由的生活。他所渴望的自由，就絕不是這個著名的自由神像站立著的土地上的自由，因為他在這土地上得到的，是不準他賣畫以維持生活和完成學業，這就是美國法律給“中國移民”的自由。當然，長島監獄裡的美國籍犯人和他想的不完全一樣，但是有一位美國作傢就寫過，有個美國人因為出瞭監獄得到的隻有饑餓、失業、流浪的自由，因此，不得不再制造一起罪案，以達到返回監獄的目的。
對我來說最有價值的自由，這就是從封建、迷信、愚昧解脫出來後的自由，是認識世界，認識自己，認識真理和區別美醜善惡真偽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我卻是在“監獄”得到的。
在舊時代和某些國度裡，在某些人心裡，出獄意味著親人的團聚。
親人，這是一個多麼溫暖的字眼！
然而，我的親人，連那已經去世的父親和母親，連我的過去的妻子，有誰能比這裡的人更瞭解我呢？有誰曾像所方的人員那樣為拯救我的靈魂而花費過心血呢？又有誰像他們那樣，為我的一點一滴的長進而高興過呢？
這裡，我要再插敘一段一年前發生的故事。
這是由一次小組會引起的。在那次小組會上，我們談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在改造的進程上，每個人都不可能一帆風順，都會有各式各樣的障礙，重要的是很多障礙並不是來自外界，而是存在於自己思想上的，於是形成瞭各種自為的精神負擔，這種負擔，我們稱它為前進中的“包袱”。為瞭讓改造進行順利就要卸下這個“包袱”，把它交代出來，以便輕裝前進。現在提到我們面前來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還有沒有卸下的“包袱”？
我已說過，小組會是一種經常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內容就是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互相幫助，檢查思想，提高認識。從前，我對它是很憷頭的，因為我在會上的表現，總叫別人不滿意，因此常成瞭眾矢之的。但是後來我的顧慮逐漸消失，使人不滿意的地方也減少瞭，當然，更重要的由於我覺出瞭這是有益無害的互相幫助，明白瞭一切罪惡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瞭思想根源才能更好地認罪。這一點也正是政府更為重視的，也許可以說，政府認為使我們每人從思想認識上解決問題，倒是比從法律上懲辦我們更為重要。我從政府的種種措施——參觀、學習、與外界通信等上明白瞭這個道理，小組會也變成對我是習慣而親切的瞭。但是，在這回的討論上，卻又發生瞭問題。
“包袱”，每個人都籠統地談瞭一些，後來問題趨於深入具體，就出現瞭這個問題：我們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可以說是源遠流長，還有沒有一些藕斷絲連的留戀之情？這個問題是誰提出的我忘瞭，我記得很深的卻是有幾個同犯都講出瞭一些心底深處的“戀情”，比如有人說，他看到日本出版的書籍，描寫舊時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動心；又有人說，當他從報紙上看到他熟悉的當年日本“朋友”，也不禁發生瞭親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確地說，當他看到日本電影，看見瞭銀幕上出現的人物，聽到日本話，很有興趣……
我發言道：“我對日本鬼子，沒有絲毫感情可言。”不料這句話，引起瞭一些人的詫異、懷疑以至驚訝。我解釋說，無論從我過去的還是現在的立場來說，我和日本帝國主義都談不上什麼感情。單從我過去的立場來說，我隻是和他們互相勾結利用，我想的隻是利用它達到我復辟、統治人民的目的，由於不能如願，處處受制，結果我又怨又怕，在貪生怕死、擔心被棄的心情下，做出一連串的獻媚舉動，這當然也不是什麼感情。如果說在我幻想尚未破滅、恐懼尚未發生之前，對日本人的一相情願的勾結，那也叫做感情的話，那麼，以後連這種感情也沒有瞭。我這樣說過之後，還是有人不相信，其餘的人也半信半疑。隻有老振說，“當皇帝的人對誰都是利用，連他父母在內，他都沒什麼感情”。可是多數人意見不同，他們舉出許多例子，如我對日本皇太後流過淚，扶她上過臺階，我訪日時作過詩，我發過“回鑾訓民詔書”，等等。我說，這些獻媚舉動，都不過是為瞭個人卑鄙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當我做過瞭這一切，仍然達不到目的，我心裡是很怨恨的。我這樣說瞭，還是有人不信。這時忽然有人說：“你在大栗子溝，日本人臨送你上日本時，給你先匯到日本三億日元，你心裡不感激嗎？”
“三億日元？我不記得這回事瞭。”
“不記得？”人們都驚異瞭，各種不信任的話都來瞭，“這樣大的事能不記得？”“這是張景惠、武部六藏經手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呀！”“你這是有顧慮吧？”“檢舉認罪時你一定也是沒交代瞭？”
我說，在大栗子溝時，我隻想到到瞭日本必定兇多吉少，因為吉岡說連日本天皇也表示瞭不能保證我的安全；什麼三億日元，就沒進我的腦子裡去。我是真的不記得這回事瞭。
“你到現在還是有顧慮！”這個意見一有人提出，就成瞭一致的意見，無論我說什麼，也改變不瞭別人的看法，本來討論正題時我還很自然，問題一轉到三億日元，而且被一致認為我仍存在顧慮，對政府隱瞞，我就真的又有瞭新的顧慮：“以曾子之賢與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我這裡在眾口一詞之下，還能得到所方的信任嗎？
我被這個問題苦惱瞭一夜，兩夜，三夜……
不會相信的！——在深夜裡，同伴們發出瞭酣睡的鼾聲，我獨自醒著，眼睛凝視著窗外走廊裡的燈光，心裡翻來覆去地想這件事。這件事又引起瞭無數的胡思亂想。“溥儀呀溥儀，你改造瞭八年，你受到瞭多麼久的人道待遇，人民對你是以德報怨，為瞭讓你像個真正的人那樣知道好歹，花瞭多少心血？而你卻說那三億日元忘瞭，你還有一點點的人心嗎？你欺騙人民還有個夠嗎？”“三億日元，這樣的大事會忘記嗎？這可不是三十塊、三百塊錢呀！”“把它說成是隱瞞吧……這樣，就……一切都過去啦……”
“可是，這不是欺騙嗎？”我一驚，幾乎從鋪上跳瞭起來。過去，我動不動就寫個檢討，至少其中有一半，是懷著取信於所方的目的，把它當做手段用的，難道我今天仍然還要這樣無恥嗎？
在第二天的小組會上，我首先發瞭言，多少帶著些火氣地說：“我忘瞭就是忘瞭！是不是有人和我說過這件事，還有問題哩！你們這不是成心嗎？”誰知這句話一出口，就戳上馬蜂窩瞭，連“中立”的都生起氣來，說我是打擊報復，拒絕批評，態度傲慢，甚至有人說這是“十足的抗拒改造”的表現。
問題又轉到瞭我的態度，我慌瞭。我想這可纏不清瞭，三億日元是隱瞞，小組會上又拒絕瞭幫助，這到瞭哪裡也是說不清的問題瞭。完瞭，完瞭！這種悲觀宿命的思想一出現，深埋在心底的、一度克服瞭的念頭又起來瞭：還是承認一切，逃過這個難關吧。不就是檢討嗎？一張檢討書可以換得安寧、信任，為什麼不走這條最近便的路子呢？
我寫下瞭：三億日元我是隱瞞瞭，小組會上我的態度是對抗的……我對政府還有顧慮……
後來，有一個晚上，看守員通知我說，所長召見。
我懷著陰鬱的，但更多是慚愧的心情，走上所長的小樓，敲瞭敲所長的接見室的門。
“進來吧，溥儀！”
這是老所長的聲音。果然，在燈光下現出瞭老所長的花白頭發。老所長自從調到別的機關，仍兼管這個管理所，不過，他已不經常來瞭。看到瞭許久不見的老所長，我感到瞭說不出的高興。但是在他慈祥的面容上，從他的嘴角上，我看出瞭一點嚴峻，這是憑我八年的經驗看出來的。
我坐瞭下來，順從地點上瞭煙，我把煙拿在手裡，低下頭來……
“你寫的檢討，我看見瞭。小組會的記錄，我也看瞭。咱先說說這件事：受不住別人的批評，這到底不是件好事。我這個人從小念書不多，可是我從小就聽念書人說過，孔子的徒弟子路很喜歡聽人傢的批評，你念過‘四書五經’，有這話吧？”
“有，子路聞過則喜，大概是這句話。”
“嗯，你記得就好。子路這人值得稱贊，跟這個品質大概很有關系。你一定記得這幾句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記得。”
“記得，還要做到。”
“我沒做到。今後一定做到。”
“有這個決心就好。現在再說第二個問題，你的檢討書裡說的，除瞭對待批評的錯誤態度之外，還有哪條是真的？”
我驚愕地看著所長，對答不上來。所長接著說：“三億日元是你忘瞭，還是隱瞞呢？”
我的呼吸急促瞭起來，但我怎能欺騙坐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呢？有著黑皮箱的珠寶、除四害的任務……這一切經歷，怎能容許我欺騙他呢？但我又怎麼向他說清楚呢？這能說得清嗎？
“你為什麼不說話呢？你認為說瞭實話是壞事嗎？”
“所長，我……可欺騙瞭政府，我怕……眾口一詞……”
“難道是非曲直是靠暫時的多數意見來判定的嗎？”
“所長，”我的眼流洶湧而出，“我還有患得患失，顧慮，我，受不住考驗……”
“認識到這個，就很好。你再不用胡思亂想，應當勇敢些，做人是要有勇氣的！”
當我向所長告辭的時候，看著他滿頭花白頭發，我猛然想起，八年前我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他並沒有這麼多的白頭發啊……
在世界上我還能有什麼更親的親人呢？曾母尚且要疑心自己的兒子啊！
所長，所長，這是誰呢？這是共產黨員。特赦，是誰提出的呢？是共產黨的中央。共產黨人，建議要赦的是誰呢？是那些過去對人民犯瞭滔天大罪的，屠殺瞭無數共產黨員的國民黨、漢奸，是帝國主義幫兇的陣營裡的分子。這個建議者的署名者，毛澤東主席，他的妻子，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就是被國民黨殺害瞭的，他的兒子，是犧牲在美帝國主義者對朝鮮的瘋狂侵略戰爭中的……
我再說一遍，舊時代和某些國度裡的犯人的那種對出獄的向往心情，我是沒有的，因為我在這裡已得到瞭他們所向往的陽光、自由和親人。同時，我也有我所向往的事物。
我也向往著得到特赦。為瞭說明我的向往，我要先說一說在特赦令公佈前我的心情，我在想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