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和新聞組真可謂是名聲在外啊。一位曾被分配到那兒去的前任記者在媒體業界雜志《創》上刊登瞭一篇文章，通篇言語尖酸刻薄。文章的標題是“《讀賣新聞》：我三個月的幻滅生活”，倘若你還不得要領，請看副標題：“幻想、絕望、痛苦之後的最終決斷”。
這篇揭露文章記錄瞭作者被迫24小時連軸轉地幹著沒完沒瞭的瑣事的經歷。文章講到瞭一件編輯如何侮辱年輕記者的事情——編輯偶然發現那個記者用瞭一個報社的批準使用漢字清單上沒有的漢字，便失去理智，對著他破口大罵，還拿起涼鞋朝他頭上扔瞭過去。文章還提到，每天晚上一到6點，酒氣便在新聞組裡彌漫開來——編輯通常會在這個時候宣佈工作時間結束，然後開上一瓶酒……
我來談談我自己在報社的第一年是怎麼過的，權當是那篇文章的一個不完全的佐證。我之所以說“不完全”，是因為我認為那位作者實際上不瞭解實情，實情是這樣的：日本記者第一年的生活是一段精心策劃的肉體折磨，中間會穿插一些在職培訓的內容。如果你挺過瞭那一段時間，狀況就會變得好起來。如果幸運的話，你還會得到可以讓你頤指氣使的新人，開始領悟新聞業的基本規則。
讀賣新聞社最近才決定提升浦和新聞組的地位，多半是因為我們的死敵朝日新聞社將它的浦和新聞組交由社會部（包括首都和國內新聞）統轄。這意味著，要進行一次重大報道時，我們的新聞組隻能用上地方組的微薄人力，而朝日新聞社的新聞組卻可以召集起上百名的記者軍團到埼玉來。《朝日新聞》開始對《讀賣新聞》大動幹戈瞭，覺得受到愚弄的《讀賣新聞》的掌權者們決定要一爭高下。
在這場浦和戰役中，有四個新人準備成為炮灰：辻、高知、吉原和我。在日本的企業生涯中，和你同時進公司的人，尤其是在第一次任命時和你去同一個地方的人，就成瞭最親近的傢夥，可以說就是一傢人。你們是“同一期的”這個事實會形成一條奇妙而重要的紐帶，隻要你們在公司裡，這條紐帶就不會斷，甚至在你們離開公司之後也往往斷不瞭。這和年輕壓酷砸的結拜兄弟有一拼，隻不過在那種儀式上要喝交杯酒：一種一諾千金的盟約。
我極其幸運，早在讀賣新聞社的宣誓就職儀式上第一次碰面時，我就立刻喜歡上我未來的戰友們瞭，他們似乎也喜歡我。
吉原淳22歲，小我兩歲，看上去像個流行偶像。他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商學部（這種情況很罕見，雖然有許多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進入大眾傳媒業工作，但通常都是來自新聞系的），身材高大，體形健美（他一直在踢足球），但臉色蒼白得跟白種人一樣。有一段時間我們都叫他“鬼臉”，我現在想起他的時候還這麼叫。
直樹辻，“法國佬”，25歲，也是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他也不是新聞系的，而是法國文學系的。我們4個人當中他最聰明。他的頭發總是梳理得一塵不染，身上總是穿著做工考究的西服，手上老是捧著一些晦澀的日本小說或法國名著，顯露出多愁善感、富有教養的風度。
當然，我剛才描述的一切都讓他看上去和《讀賣新聞》是個絕配，他大概就是因此而成瞭老記者們騷擾的對象——那些老記者發現，正是他的生活方式讓他們傷透瞭腦筋。或許他到《朝日新聞》那裡去就可以大展身手瞭，不過誰知道呢。在許多方面看來，這就像一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學院的優秀畢業生在《華盛頓時報》找到瞭一份工作。如今，他是個頗有成就的作傢，出版瞭4本小說。
高知泰的綽號叫“花花公子”，但我不記得為什麼這樣叫他瞭。他24歲，在築波大學取得瞭國際關系的學位。過早稀疏瞭的頭發使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老相瞭點，臉圓溜溜的，看上去像中國人（在日本人看來）。他是我所認識的最可信賴的人之一，他思維敏捷，救瞭我不少回場。
我們這幾個小子可真夠特別的瞭：“鬼臉”、“花花公子”、“法國佬”，還有“老外”。而我們一開始就相互包庇，工作崗位上的朋友、同事能這樣滿足你的要求或期望就夠意思的瞭。就我而言，我沒有想到自己那麼快就倚仗起瞭他們的通情達理——當時有件小糾紛差點過早地斷送瞭我的職業生涯。
那是我們準備在第一個正式上班日去新聞組報到的前一天晚上，新聞組在當地的一傢酒館裡舉行瞭歡迎宴會，我當時得瞭相當重的感冒，但還是出席瞭——如果沒去就更糟瞭。
新聞組的全體員工都在那兒：原，我們的組長，體格像個相撲選手，笑聲深沉而快活，身上穿著一套意大利西服，手上戴著一塊勞力士手表。他的頭發燙得勉強稱得上是羊毛卷頭(1)；眼鏡支在鼻尖上，搖搖欲墜；耳邊纏繞著一圈卷發，乍一看有點像個猶太教哈西德派教徒。
小野，借調給浦和新聞組的記者，他是縣警方記者團隊的頭兒，順理成章就成瞭我們這些新人的頂頭上司。他的身材很像原局長的縮小版，眼睛就像南瓜上劃開的兩條縫。小野因自己是社會部的記者而感到非常自豪——沒過5分鐘就讓我們明白瞭，他可不是個普通的地方記者，他不會一直待在這窮鄉僻壤。
林、齋藤，兩位編輯。後者的地方口音重得讓人覺得他少瞭幾顆牙似的，他在沒喝醉的時候會顯得非常和藹。前者個頭很矮，他自己對這個問題很敏感，是個有名的吹毛求疵、酗酒成性的暴君。值得慶幸的是，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個快樂的醉鬼。
清水，電腦錄入員，他留著小胡子，牙齒發黃，頭頂光禿禿的；他顯然是新聞組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山本，在警方采訪組裡擔任小野的助手，後來的結果證明，他是我的良師，但有時也是折磨我的人。山本是我大學裡的“前輩”——我讀大二時他讀大三。他的五官幾乎和蒙古人一模一樣，而且不知怎地會讓我想到豪豬。還有一位，中島，是山本的死黨，頭發也像“花花公子”一樣禿瞭，有一張長得像伊卡博德·克雷恩(2)的長臉。他在大學裡讀的是一門和科學有關的專業，相貌也是典型的科學傢的經典形象：冷峻、明晰、漠然。不過，他的衣著比誰都高級，和那種科學傢的經典形象不太相稱。
最後一位，北條，組裡的攝影師，他的鼻子紅得好像血管全都快破裂瞭，他本該是個愛爾蘭人。憑他的資歷，他可以肆無忌憚地愛說誰就說誰，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那天晚上他就是這樣。
我們這幾個新人邊吃邊站起來作自我介紹。小野是第一個過來為我們斟酒的，接下來我們就按日本人的習慣整個晚上都在為他斟酒，每斟一次都得說一聲“幹杯”。下級得給上級斟酒，偶爾上級也會回敬你。
小野、原講瞭戰爭故事，感冒纏身的我腦子昏昏沉沉的，但還想盡量跟上他們的談話。即使沒病，我的聽力都成問題，不過我不想讓別人看出來。原舉起酒杯邀大傢幹杯。
可惜日本酒救不瞭我的鼻塞。原正準備幹杯時，一個大噴嚏突然穿過我的鼻腔打瞭出來，我根本來不及用手捂住，一大團鼻涕就沖出我的鼻子，嗖的一聲劃破空氣，飛過“鬼臉”和“花花公子”的面前，啪嗒一聲擊中瞭目標——那毫無防備的原，我的第一個上司，掌握著我的未來的人。
一陣可怕的沉默突如其來，仿佛還會永久持續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花花公子”舉起報紙狠狠地敲瞭一下我的頭，吼道：“傑克，你這野蠻人！”吉原也“嘭嘭”地敲著我的頭。這舉動打破瞭沉默，大傢都笑瞭起來，原也笑瞭，用“鬼臉”眼疾手快遞上去給他的濕手巾擦著眼鏡。我鞠著躬，一再表示歉意。北條也摻和瞭進來，用他的濕手巾打我的腦門說：“你會不會用這個啊，傻瓜？”
險些變得尷尬異常的局面在幾秒鐘內就成瞭一個笑話。小野也被逗樂瞭。
“你，”他開口說道，用瞭日語中算是第二無禮的“你”字，“真是個有種的老外。你聽著，我從未見過有人幹瞭那樣的事情還能活下來訴苦的。”
我又接著鞠躬、道歉，但小野隻是舉起手來在空中擺瞭一下，好像在說已經沒事瞭。他把我杯子裡的酒加滿，讓我幹瞭。
後來，清水把我們大傢都拉到他最愛光顧的陪酒屋(3)去瞭，我聽著小野那聲嘶力竭的卡拉OK便暈瞭過去。後來，不知道是誰把我扶到車裡，送我回傢去瞭。
我的新公寓不大，在一傢傳統茶葉糖果店的樓上，騎自行車到浦和新聞組大約5分鐘的路程。1993年的時候，有很多房東還不願意租房子給外國人住，不過，公司替我找到瞭這間公寓，而且簽押做瞭我的擔保人。這間公寓好就好在裡面有帶淋浴的浴缸。在日本的5年學生生涯中，我還從來沒有住過自帶浴室的公寓，每次洗澡都不得不上公共浴池或街上的投幣式淋浴間。投幣式淋浴間裡的熱水5分鐘100日元，去公共浴池要300日元。
那天晚上，我把酸疼的身子泡在屬於自己的浴缸裡，祈求著宿醉不會太厲害……我感覺棒極瞭！我真的在這個世界裡施展身手瞭。我有瞭一份工作，躲過瞭一個有可能致命的噴嚏災難，也有瞭屬於自己的浴缸——還有什麼可奢望的呢？
第二天，1993年4月15日，早上8點30分，我來到讀賣新聞社的浦和新聞組，和其他新來的夥伴一起坐在大廳裡。這兒和嶄新的千葉新聞組相比，往好裡說還是顯得寒酸瞭點。“花花公子”深呼吸瞭一下說：“這簡直就是個老鼠洞。我想得太美瞭點。”“法國佬”說：“當然不能跟公司宣傳冊上登的那些有代表性的報社新聞組比瞭。”“鬼臉”說比他聽說的要好點。
新聞組位於居民區裡的一幢辦公樓的二樓，辦公室占瞭大部分的地方。組長有他自己的辦公室，還是帶門的。其他的辦公室都是開放式的，沒有小隔間，沒有不受幹擾的環境。窗邊的接待區並不是最自在的地方——一張長條桌的周圍擺放著三張仿皮沙發，桌上堆滿瞭報紙，下面壓著大量的雜志。窗口的百葉窗上覆蓋著一層尼古丁油，就像粘蠅紙一樣，上面粘著各種各樣的東西，有灰塵，有食物碎屑，噢，對瞭，還有蟲子。
辦公室裡有兩個用辦公桌圍起來的島狀辦公區。兩個編輯的辦公桌擺在靠近房間中央的地方。資深記者可以分到靠裡的三張辦公桌，還可以分享一張靠墻的沙發。這裡還有一個暗室，暗室旁邊是一個供夜班員工休息的榻榻米房間（裡面有帶淋浴的浴缸，還有一張下層抽屜裡塞滿瞭色情書刊的辦公桌）。編輯會在那兒午睡，太陽高照的時候，其他記者是禁止入內的。至於4個新人，他們的辦公桌擺在房間的中央——他們坐在那兒最方便被支使。
幾乎每張辦公桌上都有一部多按鍵電話，但沒有電腦（那時離電腦普及的時代還早著呢）。隻有一個改造過的網絡站（network station）可以將報道錄入並發到總部接受終審。我們通過電話向終端口述報道，清水錄入並整理格式，效率相當低。
小野9點左右來瞭，睡眼惺忪、東倒西歪的，看來昨天晚上是穿著西服睡的。他站在前臺前瞪著我們。
“到底是誰告訴你們可以坐在這兒的？”他嚷道。
我們立刻都站瞭起來。
他笑瞭，讓我們坐下。接著，中島交給我們每人一份警方記者指南的拷貝，是1.1版的，標題是“警方記者人生中的一天”；一臺傳呼機——這玩意兒得一直掛在我們的腰上，還得始終保持開機狀態；最後是一疊文件——按搶劫、兇殺、鬥毆、縱火、吸毒、有組織犯罪、串通投標、交通事故和搶錢包的分類整理出來的報道集。沒錯，是搶錢包。1993年，連環搶錢包事件還是個值得以獨特的體裁進行報道的新聞條目，有時候居然還占據瞭地方版頭條新聞的位置。
“這些都是你們作為警方記者將要報道的新聞類型的事例，”中島解釋道，“研究這些報道，記住這些體裁。我希望你們在一個星期之內掌握它們。現在你們手頭上有瞭寫文章所需要的一切瞭，準備開始工作吧。”
這就是我們作為警方記者的正規培訓始末。
下一項是說明我們這些新人要做的跟報道工作無關的日常事務。例如，晚上到新聞組來的時候，我們要為資深職員訂晚餐；夜班結束之後，我們要更新剪貼簿。
整理剪貼簿的規則極為復雜，都有專門的說明書來教你在哪裡記錄文章的日期，如何記錄來源報紙的版面，歸檔放在什麼地方，復合歸檔放在什麼地方，如何標註國內版文章和頭版文章的方法，等等。剪貼簿管理指南比那本警方記者指南厚多瞭。
我們這些新人還有一些其他職責，包括為一個名為“我們傢的小天王”的欄目寫小傳——《讀賣新聞》作為公民服務機構分派的給當地報紙寫出生公告的活。結果，我們一下子就接觸到瞭五花八門的新聞形式，我們要報道當地體育賽事的比賽結果，匯編統計資料，傳達天氣預報。不消說，這些都需要用到不同體裁的記錄、寫作和輸入的方法。
最後，我們都得到瞭一本月歷，上面標著何人何時負責值早班、值晚班、通宵值班和體育報道。我看到有些資深職員的一些日子上標著帶叉兒的方塊，便問這表示什麼。
“休假日。”中島答道。
“可我們一個這樣的標志都沒有。”我說。
“那是因為你們沒有休假日。”他說。
下午1點左右，我們正在緊張地學著將體育報道輸入電腦，警方記者俱樂部打來瞭一個電話。在鶴島的一臺旅行車裡發現一名男子被捅死。埼玉縣警方已經發瞭通告，看樣子他們打算成立一個兇殺案特別調查組。
小野顯得很興奮：“好啦，小子們，快抓起你們的采訪本，帶上你們的相機，出發。”兇殺事件在埼玉縣算是大新聞，在日本的其他地方也一樣。這種事件與國內的安全秩序關系重大，所以，一起兇殺案，無論性質如何，都算全國新聞。但也有例外，如果受害者是中國人、壓酷砸、無傢可歸者或非白種外國人的話，新聞價值就會減半。
小野解釋瞭一下規則：“我們現在就要到兇殺現場和死者所在的公司去做查訪。你們的任務是找出有關他的一切線索——他是誰，什麼時候有人最後看見過他，誰有可能想殺他——還要照一張相。要帶一張頭部特寫回來；我不管你們到哪裡去弄，隻管給我弄到手就行。要是你們發現有什麼感興趣的東西，就給警方記者俱樂部裡的記者或浦和新聞組打電話。去吧。”
我們出發瞭。新員工前6個月是禁止開車的，所以，我們當中的兩個人跟著山本和其他記者一起走，另外兩個人從一個與讀賣新聞社簽約的出租車公司匆匆叫來瞭一輛車。
從浦和到鶴島有很長的一段路。西入間警方正在進行初步的調查，超級警力計劃總部的調查一處（主管兇殺和暴力犯罪）正在派處長前往現場。我一到犯罪現場，山本就帶著我很快熟悉瞭情況：
昨天晚上11點左右，41歲的町田隆，被他妻子發現死在停在重工業區中央的一輛旅行車裡。他躺在後座上，左胸被刺傷。很明顯，他是因失血過多而死。有人最後一次看到町田是他3天前去上班的時候。他一直沒有回傢，他的傢人已經到當地警方那兒交瞭失蹤報告，要求14日那天正式對他進行搜尋。
4月，天還很冷。我帶著《讀賣新聞》的正式名片和袖標，在現場轉來轉去，覺得非常興奮。不過，犯罪現場好像沒有什麼線索。警方已經用帶“禁止入內”字樣的黃膠帶封鎖瞭汽車周圍的一大片區域。周邊地區幾乎荒無人煙。我盡職盡責地四下敲著門，設法找到有可能看見瞭什麼的人。大多數時候，人們都會目瞪口呆地看著我的白面孔，而緩過神來的人也隻是面無表情地說，什麼也沒看見。
“鬼臉”和“花花公子”也沒交上什麼好運。
在汽車配件廠，我向一位年齡較大的員工介紹自己是“《讀賣新聞》的傑克·阿德爾斯坦”，得到的卻是那種習慣性的反應：“我什麼都不需要。”
“我什麼也不賣。”
“我已經訂瞭一份報紙。”
“我不賣報，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
“記者？”
“是的，記者。”我遞上我的名片。
“嗯……”他把名片翻來覆去看瞭不止三遍，“你是外國人吧？”
“是的，我是在《讀賣新聞》工作的外國記者。”
“那你幹嗎到這兒來？”
這種過程沒完沒瞭地重復著，而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我是個報童。一個身穿運動服來開門的中年男子甚至抱怨他的早刊沒有得到按時投遞。
於是，我改變瞭戰術。“你好，”我開口便說，“我是《讀賣新聞》的記者，正在做一個報道。這是我的名片。很抱歉，我是個外國人，占用你的時間瞭，我想問幾個問題。”
進程是加快瞭，但依然毫無結果。我的同事們也同樣沒有任何收獲，於是，我們又被派到受害者曾經工作過的公司去，加入瞭蜂擁而至的其他媒體記者的行列。我們到那兒的時候，下班時間剛過，工人們正在從大樓裡陸陸續續地走出來。他們一定接到瞭不要跟記者說話的指示，因為我們撞上瞭一堵沉默之墻。
我四下溜達瞭一圈，又折返回去，想看看我的運氣會不會有所好轉。我碰到一個身穿綠工裝的人正在那裡裝車。我跟他打瞭個招呼，他對我那不像日本人的面孔無動於衷。我問他，是不是有人因為什麼事殺瞭自己的同事？
“嗯，他跟一個打下手的勾搭上瞭，”他說，“大夥兒都知道這事兒。所以，我想有可能是他老婆，或許還可能是那個情婦。你想知道名字嗎？”
我當然想知道名字。我試圖把它寫下來，但我怎麼也寫不好日本人的名字——有那麼多不同的讀音和漢字，這對日本人來說往往也是件棘手的事情。
他最後還是把我手中的來訪本拿過去，替我把名字寫瞭下來。我一再向他表示感謝，他隻是揮瞭揮手。
“你沒有從我這兒聽到什麼，我也從來沒有跟你說過話。”
“明白瞭。”
“吉山，那個情婦，好幾天都沒來幹活瞭。沒別的瞭。”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啊！我找瞭一個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給山本。我興奮得連話都說不清楚瞭。山本讓我慢點說，把情況說得詳細點。他讓我去找吉原一起處理這個線索。
我們開始給電話簿上所有姓吉山的人打電話。吉原最終找到瞭我們要找的吉山，但她的丈夫說她接不瞭電話，因為她正在和警方交談。看吧！
我們又接到瞭一個指示——到西入間派出所去參加新聞發佈會。當地組的記者神田已經在那兒瞭，正在和副隊長說著話。《朝日新聞》和埼玉當地報紙的新晉記者吵吵嚷嚷地圍在邊上，不過，聚在自動售咖啡機邊上的人最多。
神田手裡已經拿著一罐咖啡瞭。神田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記者，很勤奮，也很有進取心。他戴著鋼絲邊眼鏡，眼鏡遮住瞭大半邊臉，長長的、油乎乎地粘在一起的劉海垂在眼鏡上，像條牧羊犬一樣。他招呼我到副隊長的辦公桌那邊去，把我們互相介紹瞭一下。我們寒暄瞭幾句，神田就把我拉到角落去瞭。他祝賀我，說我幹得不錯，但同時提醒我，在新聞發佈會上千萬不要開口。
“要是你在新聞發佈會上問瞭重要的事情，你就毀瞭自己的獨傢新聞。你隻能細問大傢都已經知道的事情，不要細問你一知半解的事情。要多看，多聽。”
新聞發佈會在二樓的會議室裡舉行。電視攝制組的人員正在那兒擠來擠去，不停地忙碌著，人們把錄音機都放在講臺上，兇殺科科長即將在那兒發言。
他的發言很簡短，完全是照本宣科：“看來受害者町田是幾天前遇害的，很可能就是他失蹤的當天晚上。長刃刀看來是刺穿瞭心臟，導致他當即死亡。正式死因是失血過多。
“從濺血的痕跡來看，受害者應該是在車上被殺害的。我們正在找他的朋友和雇主談話，尋找線索。我們已經正式成立瞭一個特別調查總部，稍後會在今晚公佈它的名稱。
“現在我們掌握的情況就是這些。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人立刻把手舉起來。看來普遍的共識就是，在官方新聞發佈會上不問真正的問題，會後再向警方拋出尖銳的問題（在他們的傢裡或者等他們出門的時候）。盡管如此，人們還是覺得有必要問點什麼。
“你剛才在發佈會上說是妻子發現瞭屍體。她是怎麼找到的？”
“她和一位朋友在那個地區尋找的時候看見瞭那輛私傢車。屍體就在那裡面。”我自認為這是個很明顯的暗示。
“警方是什麼時候接到町田失蹤的報案的？”
“他失蹤兩天之後。”
“他們為什麼等瞭那麼久才報案？”這是個《朝日新聞》記者，聳瞭聳他的眉毛。
警探沒有吃他這一套：“哦，你認為應該等多久呢？要是你今天晚上到凌晨兩點還沒回傢，你妻子就要到我們那兒報案去瞭？”
“我妻子嗎？當然！”
有人笑瞭起來。發佈會接下來風平浪靜，然後就散瞭。
最後，我們回到浦和，互相對照瞭記錄。山本是凌晨3點左右從警察局長傢回到這兒來的，他去那裡打聽到瞭消息，證實瞭我們收集到的一些細節。“幫著”町田夫人發現她丈夫屍體的女人就是和她丈夫私通的那個吉山。不用說，警方認為她就是主要犯罪嫌疑人。
第二天我們一直在那附近做調查，但沒有任何收獲。我們確認警方正在審問吉山，但她拒不開口。不過，她在第二天早上向她丈夫坦白瞭，她丈夫打電話給埼玉縣警方，警方的逮捕行動恰好趕上我們在晚刊上發這條新聞。
新聞稿是這樣的：
吉山是町田工作的公司裡的一個臨時工。兩個人從去年春天開始私通，而町田想要結束他們的關系。
12日下班後，他們在附近的一個公園見瞭面，並開車兜瞭三個小時風。晚上9時左右，町田把車停在廠區附近，他們在那兒吵瞭起來。吉山便用登山刀刺中町田的胸部，町田差不多是當即身亡。吉山聲稱，町田想要結束他們的關系和自己的生命，她隻不過是按他的要求做瞭。
吉山在平時的交往中結識瞭町田夫人，因此，她還自告奮勇去幫町田夫人尋找丈夫。警方尚未找到兇器，但證實在車內發現瞭一罐果汁，上面有吉山的指紋。
這篇報道和終審記錄沒有多大的差別。1994年9月，她被判處瞭8年的苦役。
這不是一起特別刺激的案件，我敢肯定，當時的警方早把這個案子忘到後腦勺兒去瞭，連當時采訪這個報道的記者也不例外。而我呢，在同行的競爭中那麼快就找到瞭殺人犯的線索，的確讓自己賺到瞭一些印象分。當然，這多半靠的是運氣，而不是本事，但我從中得到瞭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新聞業註重的是最終的成果，而不是努力的過程。
(1) 把滿頭的頭發都燙成短而密的羊毛卷的一種男性燙發發型。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日本的卡車駕駛員、建築工人和民歌手中間流行，壓酷砸也開始喜好這種發型，後來便慢慢淘汰瞭。——譯註
(2) 伊卡博德·克雷恩（Ichabod Crane，1787—1857）是紐約市的一位治安警察，他提出瞭用科學去幫助警察調查罪案的革命性想法。《斷頭谷》就是一部以他為原型的電影。——譯註
(3) 陪酒屋是一種有女人陪酒的酒吧，也叫女公關俱樂部。——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