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感覺作戰室的墻壁都朝他擠瞭過來。他打心底不願意去想博德斯的事情，事實上也沒有去想過。盡管他並不指望暴虐成性的性侵謀殺犯真會被處以極刑，但死囚牢房本身仍舊是地獄般的存在，遠比其他任何刑罰更加嚴酷。這種隔離是博德斯應得的懲罰。他被關進聖昆廷時年僅二十六歲。對博斯來說，這意味著五十多年的單獨監禁。除非他夠幸運，時間上才可能會短些。在加利福尼亞，死於自殺的死囚人數遠超過被執行死刑的人數。
“並沒你想的那麼簡單。”肯尼迪說。
“是嗎？”博斯說，“那就給我講講為什麼。”
“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的職責是處理所有提交過來的合法申請。重檢過程隻是第一步，在我們單位完成，然後案件才會被移交到洛杉磯警察局或者其他執法部門。當案件的可疑程度達到一定門檻時，我們會執行第二步，要求執法部門對盡職調查情況展開調查。”
“當然，屆時所有人都會宣誓保密。”
博斯說這話時朝索托看瞭過去，她轉頭看向別處。
“那是當然。”肯尼迪說。
“我不知道博德斯或者他的律師向你提交瞭什麼證據，但那肯定是在瞎扯，”博斯說，“他謀殺瞭丹妮爾·斯凱勒，其他的都是假的。”
肯尼迪並沒有回應，但博斯從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很驚訝博斯竟然還記得被害人的名字。
“是啊，三十年瞭，我還記得她的名字，”博斯說，“我還記得唐娜·蒂蒙斯和薇姬·諾沃特尼，你們辦公室認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給這兩名被害人立案。她們也是你們盡職調查的一部分嗎？”
“哈裡。”索托說，試圖讓他平靜下來。
“博德斯並沒有提交新證據，”肯尼迪說，“證據早就在那兒瞭。”
這對博斯來說就像當頭一棒，他知道肯尼迪說的是案件中的物證。意思是說犯罪現場或其他地方有證據，足以洗脫博德斯的罪行。背後的意思是他不稱職，說得更嚴重點就是瀆職，也就是說，他沒有註意到或者有意隱瞞瞭這一證據。
“你指的是什麼證據？”他問道。
“DNA，”肯尼迪說，“一九八八年，案子裡還沒有這一塊。案件起訴的時候，加利福尼亞並沒有允許在刑事案件中使用DNA。一年後，文圖拉的一傢法院才引入並接受瞭DNA。洛杉磯縣則是又過瞭一年才引入。”
“我們不需要DNA，”博斯說，“我們在博德斯的公寓裡發現瞭被害人的東西。”
肯尼迪沖索托點瞭點頭。
“我們去找那個東西瞭，找出瞭證物箱，”她說，“你知道程序的。我們把從被害人身上搜集的衣物送到瞭實驗室，他們對衣服做瞭血清檢測。”
“三十年前他們也做瞭檢測，”博斯說，“隻是當時，他們找的是ABO血型，而不是DNA，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你們是要跟我說——”
“他們找到瞭精液，”肯尼迪說，“量非常少，但這次他們確實找到瞭。這次的結果顯然使整個案件都變得復雜起來。而且他們還發現，精液並不是博德斯的。”
博斯搖瞭搖頭。
“好吧，我認輸，”他說，“那是誰的？”
“一個名叫盧卡斯·約翰·奧爾默的強奸犯。”索托說。
博斯從沒聽說過奧爾默。他開始思考起來，尋找其中的陰謀和勾當，但並沒有考慮自己在給博德斯戴上手銬時是不是做錯瞭。
“奧爾默也被關押在聖昆廷，是嗎？”他說，“這整件事——”
“沒有，他不在那兒，”塔普斯科特說，“他已經死瞭。”
“別當我們是飯桶，哈裡，”索托緊接著說，“我們並不是故意朝那個方向調查。奧爾默從沒在聖昆廷待過，他兩年前死在瞭科克倫，也從來就不認識博德斯。”
“從周日開始，我們用瞭六種不同的方法進行核查，”塔普斯科特說，“兩所監獄相距三百英裡[1]，他們互不認識，也沒有交流過。不存在交集。”
塔普斯科特說話時臉上洋溢著一種“我早就知道你要說這個”的自鳴得意，博斯忍不住想要反手抽他一巴掌。索托知道她老搭檔的爆點，趕緊伸手按住博斯的胳膊。
“哈裡，這不是你的錯，”她說，“這是實驗室的錯。報告都在那兒。你是對的——他們什麼也沒發現。當時他們漏掉瞭。”
博斯看著她，把胳膊抽瞭回來。
“你真相信？”他說，“我反正是不信。這是博德斯，是他在幕後設計的這一切——不管怎麼著。肯定是這麼回事。”
“他怎麼做的，哈裡？我們已經在查這背後的情況瞭。”
“審判後誰動過證物箱？”
“沒人動過。事實上，最後一個動的人是你。原來的封簽完好無損，你的簽名和日期都在上面。給他看看視頻。”
她沖塔普斯科特點瞭下頭，後者掏出手機，打開一段視頻。他把屏幕轉向博斯。
“這是在派珀科技。”他說。
派珀科技是市區的一處大型綜合建築，除瞭存放洛杉磯警察局的前科記錄和證物檔案，還是指紋組和飛行中隊的所在地——飛行中隊使用足球場大小的建築樓頂作為直升機機場。博斯知道檔案組有很嚴格的廉政規程，宣誓過的警官從任何案件中提取證據時都需要提供部門身份證件和指紋。證物箱被置於開放的檢查區域，有二十四小時視頻監控。但這是塔普斯科特自己的視頻，是用他自己的手機拍攝的。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跟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打交道，所以我們也有自己的規程。”塔普斯科特說，“我們其中一個人開箱子，另一個人拍攝整個過程。他們那兒有自己的攝像頭也沒什麼關系。你可以看到，封簽沒有破損，沒有篡改。”
視頻上，索托向鏡頭展示證物箱，並將其翻轉過來，博斯可以看到各面和接縫處都是完好的，接縫處都封有八十年代使用的標簽。至少在過去二十年裡，警局使用的都是紅色證物膠帶，一旦篡改，膠帶便會破裂脫落。而在一九八八年，密封證物箱使用的是印有“洛杉磯警察局已分析證據”字樣並附帶簽字和日期填寫處的白色長條標簽。索托不耐煩地擺弄著箱子，博斯看得出她認為他們是在這個箱子上浪費時間。至少在那時，她仍舊是站在博斯這邊的。
塔普斯科特將鏡頭拉近到箱子頂部接縫處的封簽上，博斯在箱子頂部的中間位置可以看到自己的簽名和“1988年9月9日”這一日期。他知道審判結束後箱子封簽上寫的是這個日期。博斯交還物證，將箱子封起來，然後保存在檔案館中，以應對上訴導致判決被推翻、他們需要再次接受審判的情況。博德斯一直沒有上訴，箱子大概也就一直待在檔案館裡，沒有在後來斷斷續續的陳舊證物清理中被清理掉，因為博斯清楚地在箱子上標瞭“187”這一數字。這個數字是加利福尼亞的謀殺案刑事代碼，在證物儲存室裡的意思是“別扔”。
在塔普斯科特擺弄箱子的過程中，博斯認出瞭自己的習慣性行為。他會在箱子各條縫上，包括箱底，都貼上證物封簽。在警局改用紅色證物膠帶之前，他一直都是這個習慣。
“倒回去，”博斯說，“讓我再看看簽名。”
塔普斯科特把手機拿回去，調整視頻，然後將畫面暫停在瞭博斯簽字的封簽上，給它來瞭個特寫。他將屏幕伸向博斯，博斯探身仔細看瞭看。簽名有些褪色，不好認，但看起來沒有問題。
“好瞭。”博斯說。
塔普斯科特又繼續播放視頻。屏幕上，索托用拴在檢查桌上的美工刀劃開標簽，打開瞭箱子。在將包括被害人衣物和裝有她指甲屑的信封等物品從箱子裡拿出來的時候，她邊拿邊一件件地報出物品的名字，以便有準確的記錄。在她報出的物品中有一個海馬吊墜，這是指控博德斯的關鍵證據。
視頻還沒結束，塔普斯科特就把手機抽瞭回去，關掉回放，然後把手機收瞭起來。
“看來看去都還是這些，”他說，“沒人亂動過箱子，哈裡。從審判結束後你貼上封簽的那天開始，裡面的東西就一直在那兒。”
作為一個陌生人，塔普斯科特直呼自己的名字讓博斯很不舒服。他把這份不爽擱置一旁，沉默瞭很長時間。他一直堅信自己將一名殘虐成性的殺人犯送進監獄是正確的，三十年來他第一次考慮自己是不是做錯瞭。
最後，他問道：“他們從哪兒找到的？”
“找到什麼？”肯尼迪問。
“DNA。”博斯說。
“在被害人睡衣的底邊找到瞭很少一點。”肯尼迪說。
“一九八七年那會兒很容易會被忽略掉，”索托說，“當時他們很可能隻是用不可見光照瞭一下。”
博斯點瞭點頭。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問。
索托看向肯尼迪，這個問題得他回答。
“地方檢察官辦公室下周三將在107法庭就人身保護動議舉行聽證會，”檢察官說，“我們會和博德斯的律師一起請求霍頓法官推翻判決，免除博德斯的死刑。”
“我的天哪。”博斯說。
“他的律師還通知瞭市政府，說他將會提出索賠，”肯尼迪繼續說，“我們已經與市檢察官辦公室聯系過瞭，他們希望協商出賠償方案。金額很可能會達到七位數。”
博斯低頭盯著桌子，他無法和任何人的眼睛對視。
“我還需要警告你，”肯尼迪說，“如果沒有達成賠償方案，他再向聯邦法院提出索賠的話，那就可以直接追究你的責任瞭。”
博斯點瞭點頭。他心中早已瞭然。如果洛杉磯選擇不保護他的話，一旦博德斯提出民事權利索賠，博斯就得自己承擔賠償。鑒於兩年前起訴洛杉磯，要求恢復自己的全部退休金，他很難在市檢察官辦公室找到一個願意保護自己免於博德斯索賠的人。接著博斯想到瞭自己的女兒：如果他被判向博德斯支付巨額賠償款，他會變得一無所有，隻剩下一份在他離世後才能由他女兒繼承的保單。
“非常抱歉，”索托說，“如果有其他……”
她還沒說完，他就慢慢抬起頭來看著她的眼睛。
“九天。”他說。
“什麼意思？”她問。
“聽證會在九天後，在此之前，我必須搞清楚他是怎麼做到的。”
“哈裡，我們已經在這上面花瞭五周瞭。什麼都沒有。當時誰都沒有註意到奧爾默。我們隻知道博德斯案發生時，奧爾默還是自由身，並且他當時就在洛杉磯，我們找到瞭工作記錄，但DNA就是DNA。在她的睡衣上出現瞭一個男人的DNA，而這個男人後來被證明犯瞭多起綁架強奸案。所有案件都是非法入室，和斯凱勒的案子非常相似，隻是沒有出現死亡。我是說，看看這些事實。世界上沒有地方檢察官會認為這個案子不是奧爾默做的。”
肯尼迪清瞭清嗓子。
“我們今天過來是出於對你以及你過去所辦案件的尊重，警探。我們不想因此引發敵意，那樣對你沒有好處。”
“你認為我過去查清的其他案子就不會受這件事的影響？”博斯說，“你給這傢夥開瞭頭，就是給其他所有我送進監獄的人都開瞭頭。如果把責任歸咎於實驗室，也是同樣的問題。一切都會受到影響。”
博斯向後靠著，眼睛盯著他曾經的搭檔。他一度是她的良師益友。她必須知道這對他意味著什麼。
“事實就是事實，”肯尼迪說，“我們有責任。‘寧可錯放一百，不可誤關一人。’”
“別拿你那本·富蘭克林似的狗屁論調來煩我，”博斯說，“我們找到證據，證明博德斯與三個女人的失蹤都有關，而你們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放棄瞭其中兩個，就因為有個目中無人的檢察官說證據還不夠。這他娘的沒道理。我要用這九天時間自己調查，我需要能夠使用你們手裡的一切，還需要能夠查看你們已經做的一切。”
他說的時候看著索托，結果卻是肯尼迪做出瞭回應。
“不可能，警探，”肯尼迪說，“我已經說過瞭，我們到這兒來是出於禮貌，但是你已經不再負責這個案子瞭。”
博斯還沒來得及反駁，門外突然傳來急促的敲門聲，接著門就被打開瞭。貝拉·盧爾德站在門口，揮手招呼他出去。
“哈裡，”她說，“我們必須現在就談一下。”
她語氣急迫，博斯無法置之不理。他回頭看瞭看坐在桌邊的幾個人，準備起身。
“稍等，”他說，“我們的事還沒說完。”
他站起來朝門外走去。盧爾德一直用手指示意他出來，他一出來她就將門關上瞭。他註意到偵查處早已空無一人——工位上一個人都沒有，警監辦公室的門開著，但他並沒有坐在椅子上。
盧爾德明顯很焦慮，她雙手將自己的黑色短發理到耳朵後面。這是她焦慮不安時的習慣動作，博斯註意到，自從重新回來工作後，這位身材嬌小結實的警探便一直如此。
“出瞭什麼事？”
“商業區一傢藥店發生瞭搶劫案，兩人中彈。”
“兩個什麼人？警察？”
“不是，是那裡的人，在櫃臺後面。局長希望全員出動。你準備好瞭嗎？和我一起開車過去嗎？”
博斯回頭看瞭眼作戰室關著的門，想瞭想在裡面說的話。他要怎麼做？怎麼處理？
“哈裡，快點，我得出發瞭。你去還是不去？”
博斯看著她。
“好，走吧。”
他們快步通過出口，直接來到旁邊那個警探和指揮人員停車的停車場。他從襯衫口袋裡抽出手機，關掉瞭錄音程序。
“他們怎麼辦？”盧爾德問。
“管他們呢，”博斯說，“他們會反應過來的。”
[1]1英裡約合1.61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