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博斯在無馬馬車餐廳的吧臺上吃瞭飯。這傢餐廳位於凡奈斯區龐大的福特經銷商的中心位置，距聖費爾南多隻有幾英裡，剛好他也厭倦瞭每天在作戰室拿免費的卷餅當早餐。無馬馬車有種五十年代的感覺，一直提醒著人們“二戰”後席卷峽谷的人口激增和城市發展。汽車成瞭王者，經銷商鱗次櫛比，還用咖啡店和餐館吸引他們的顧客，這使得凡奈斯成瞭汽車買傢心中的聖地。
博斯點瞭法式吐司，用他買來和露西婭·索托聯系的一次性手機看著前一天晚上收到的視頻。視頻是一個陌生號碼發來的，他猜這應該是索托自己在用的一次性手機。
視頻是塔普斯科特在打開丹妮爾·斯凱勒案的證物箱時拍攝的。前一天晚上，博斯反復看瞭很多次，直到最後困得睜不開眼。但不論看多少遍，他都想不明白證物箱是怎麼被動瞭手腳的。箱子放到鏡頭前時，老舊發黃的證物標簽明顯完好無損，隨後才被索托劃開瞭。
博斯一直為此感到不安，因為斯凱勒衣服上沾有的盧卡斯·約翰·奧爾默的DNA是在實驗室裡發現的，而他知道在證物檔案館和實驗室之間的某個地方有個關鍵節點。如果他要從奧爾默的DNA是被栽贓進去的這一最基本的認識入手，那麼他就得搞明白兩件事。一件是這個死於兩年前的人，他的DNA是從哪兒搞來的，另一件就是它是如何被放進密封證物箱裡的那片衣料上的。
第一個問題已經搞明白瞭，至少博斯是這麼想的。前一天晚上，埃德加離開後，博斯總算有機會再次回顧博德斯案的調查卷宗。這一次他特別關註瞭卷宗裡的卷宗，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奧爾默被指控，並被判犯有多重強奸罪的記錄。第一次快速翻閱記錄時，博斯更為關註案件的調查層面，這是作為警探產生的偏見。他認為案情會在調查過程中被整理出來，而起訴僅僅是策略性地向陪審團展示業已積累的事實和證據。因此，他才會認為起訴材料中的一切內容都能夠在調查卷宗中找到。
當他翻閱到一頁列有檢方和辯方提起的動議和否決的動議後，博斯才明白自己的定式思維到底錯到瞭什麼程度。大多數內容都是標準的法律論據：請求檢方或辯方的證據或證詞無效的動議。之後博斯看到瞭一份辯方動議，上面說奧爾默有意在審判中挑戰案件的DNA證據。這份動議請求法官命令州政府向辯方提供一份調查過程中收集到的基因證據，用來進行獨立分析。州政府並沒有反對這一動議，理查德·皮特曼法官命令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將遺傳物質分一半給辯方。
辯方的動議是由奧爾默的辯護律師蘭斯·克羅寧寫的。這是庭審前的例行舉動，讓博斯在意的卻是辯方在庭審開始時提交的證人名單。名單上有五名證人，每個名字後都有對這個人的概括，以及他們將為哪一點做證。這五個人中既沒有藥劑師，也沒有法醫專傢。在博斯看來，這說明克羅寧在庭審過程中並沒有像此前提交的動議所說對DNA另行鑒定。他選擇瞭另一個方向，也就是可以宣稱性行為是雙方自願的某種說法，頻繁攻擊州政府自己制定的DNA收集程序和分析結果。不管是哪種說法，最終都沒有效果。對奧爾默的指控全部成立，奧爾默被關進瞭監獄。對法官判給他律師的那部分遺傳物質，卷宗裡並沒有任何記錄。
博斯知道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應該在庭審後要求返還相關材料，但是記錄裡並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證明地方檢察官辦公室這樣做過。奧爾默被認定有罪，判處的刑期是他難以活著服完的。博斯也知道，事實很可能是機構裡出現瞭混亂。檢察官和調查員都轉到瞭其他案子和庭審上，沒人對失蹤的DNA做出解釋，這有可能就是丹妮爾·斯凱勒睡衣上遺傳物質的來源。要證明這一點卻是另一回事，特別是在博斯對那點DNA如何進入證物箱百思不得其解的情況下。
不管怎麼說，對這個看起來無懈可擊的冤假錯案，至少眼下博斯已經在其表面找到瞭缺口。有沒做出解釋的DNA，而參與這兩起案件的辯方律師很可能拿到瞭這份DNA。
他把盤子推到一邊，看瞭看手表。已經七點四十瞭，該去作戰室瞭。他站起身，在櫃臺上放瞭一張二十美元的鈔票，出門朝自己的車走去。他駕車行駛在路面上，從羅斯科大道開到月桂谷再向北開。路上他接到瞭米基·哈勒的電話。
“巧瞭，我正想打給你。”博斯說。
“是嗎？”哈勒說，“什麼事？”
“我決定瞭，我需要你的幫助。下周的聽證會，我想作為第三方介入，反對釋放普雷斯頓·博德斯。不管法律上需要什麼，我都願意做。”
“好的，沒問題。你想要媒體報道嗎？退休警探大戰地方檢察官，這可是一場非同尋常的聽證會。絕佳的題材。”
“還不是時候。到時候局面不會太好看，博德斯指控我栽贓陷害，地方檢察官辦公室顯然贊同他的說法。”
“什麼鬼？”
“嗯，我已經看過整個案卷。博德斯聲稱是我把關鍵證物——海馬吊墜——放在他傢的。隻有這麼說才能有人信，才能指控我。”
“他給出任何證據瞭嗎？”
“沒有，他也不需要。如果DNA測試表明兇手是另外一個已經定罪的強奸犯，那麼那個吊墜出現在博德斯傢，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有人栽贓。”
“好吧，瞭解瞭。你說得對，聽證會上估計會是一片血雨腥風，我能明白你為什麼不想讓媒體知道。但是現在最關鍵的問題來瞭：你有什麼東西能戳穿對方的謊言呢？”
“我還沒完全準備好。我知道他們可能從哪兒、用怎樣的方式拿到奧爾默的DNA，隻是需要弄清楚他們是怎麼把奧爾默的DNA混進本案證物裡的。”
“聽起來你任重道遠啊。”
“我已經在努力瞭。你給我打電話就是為瞭鼓勵我？”
“當然不是。我有個小禮物給你。”
“什麼禮物？”
博斯已經出瞭月桂谷，沿佈蘭德大道行駛，剛好經過“聖費爾南多歡迎你”的標牌。
“嗯，你第一次跟我說起這件事的時候，我就覺得普雷斯頓·博德斯這個名字有點耳熟。我記得這個名字，但是忘記在哪兒聽過瞭。我在西南大學上的法學院，當然，那個時候我還不認識你。總之，那時候我課間經常去刑事法庭大樓，坐在旁聽席裡觀看辯護律師辯護。”
“對檢方不感興趣？”
“不感興趣，畢竟我爸——咱爸是辯護律師。我想說的是我非常確定我看過幾場博德斯案的庭審，也就是說，三十年前的那個時候，我們倆都在那間法庭裡，隻不過我們誰也不認識誰。我覺得這一點挺有意思。”
“是啊，有意思。你打電話就是為瞭這個？這就是你的禮物？”
“不是，接下來的才是我的禮物。咱爸英年早逝——實際上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在法庭上辯護的樣子——但是他有一個年輕的合夥人一直堅持瞭下來，我當初去法庭大樓就是看他去的。”
“你說的是大衛·西格爾？他是咱爸的合夥人？”
“沒錯。一九八八年庭審時，就是他為普雷斯頓·博德斯辯護的。我從小到大一直叫他大衛叔叔。他是個好律師，他們都管他叫‘西律’。就是他送我去讀法學院的。”
“他後來怎麼樣瞭？你覺得那個案子的庭審記錄還有保留下來的嗎？可能會有幫助。”
“你瞧，這就是我的禮物啊，兄弟。你用不著什麼庭審記錄，你有西律本尊。”
“你胡說什麼啊？他死瞭。卷宗裡有他的訃告——我昨天晚上剛讀過。”
博斯行至離警局一個街區的路口時，一輛地鐵呼嘯而過，他隻能停車等待。哈勒聽到電話另一邊的呼嘯聲，也等瞭片刻。
“我告訴你這是怎麼回事吧，”他說，“西律幹律師這麼多年，保不準有幾個難纏的當事人對他的辯護結果心懷不滿，所以他退隱江湖的時候就想避免被這些人找上。”
“他怕有人出獄後找他算賬，”博斯說，“老天爺，難怪。”
“我自己也遇到過這樣的事，可不是鬧著玩的，所以西律賣瞭律所之後就玩起瞭失蹤。他甚至讓他女兒把他給自己寫的訃告發給加州律師協會的時事通訊。那篇訃告我記得我還讀過，裡面把他稱為‘法律界的天才’。”
“我也讀過。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把訃告放進卷宗是因為大傢說西格爾已經死瞭，你現在告訴我他其實還活著？”
“他已經快八十六歲瞭，我隔幾周就會抽時間去看他。”
博斯在聖費爾南多警察局的停車場找瞭一個位子把車停下。他看瞭一眼儀表盤上的時鐘，發現今天遲到瞭。其他警探的私傢車都已經入位。
“我得跟他聊聊，”他說，“新的案卷裡，博德斯也把他當成瞭替罪羊。他看瞭肯定會不高興的。”
“當然，”哈勒說，“但這對你絕對是好消息。如果你質疑一個律師的聲譽，那他就可以合理合法地予以回擊。我會安排一場訪談並錄音。你什麼時候有時間？”
“越快越好。你說他已經快八十六歲瞭，他老人傢神志還清楚嗎？”
“絕對清楚，他的頭腦就像匕首一樣犀利。身體嘛，就差一些。他一直臥床，平時活動靠輪椅。給他帶去一個蘭格或者菲利普傢的三明治，他就會打開話匣子跟你聊過去的案子。我經常這麼做。我特別喜歡聽他講他辦過的案子。”
“很好，你安排吧，安排好告訴我。”
“我這就去辦。”
博斯關掉汽車引擎，打開吉普的車門。他努力回憶著是不是還有什麼事情要對哈勒說。
“對瞭，還有一件事，”他說，“你還記不記得聖誕節時水果盒基金會的維比安娜送給咱倆的波旁？”
維比安娜·貝拉克魯斯是哈勒和博斯一年前在一起私人委托案中遇到的一位藝術傢。
“快樂老爹，我記得。”哈勒說。
“我記得你當時出一百美元買我那瓶，”博斯說，“我差點就同意瞭。”
“現在想賣還來得及。隻要你沒都喝瞭。”
“沒有，我昨天晚上才開的瓶。而且我昨天晚上才知道，市面上這瓶酒可以賣到你出價的二十倍。”
“是嗎？”
“當然，千真萬確。你就是個騙子，哈勒。我算是看透你瞭。”
博斯聽到電話另一頭傳來哈勒的笑聲。
“隨你怎麼笑，”博斯說，“反正這瓶酒我自己留下瞭。”
“嘿，一瓶上等的肯塔基波旁酒可扯不上什麼道德問題，”哈勒說，“畢竟這可是派比·范溫克。”
“我記住瞭。”
“嗯，別忘瞭。回頭聊。”
博斯掛斷電話，從側門走進警局。他穿過空蕩蕩的警探辦公室，一打開作戰室的門就聞到一股墨西哥卷餅的味道。
作戰室裡人頭攢動。盧爾德、西斯托、盧松、特雷維尼奧警監和瓦爾德斯局長圍坐在桌邊吃著早餐。在座的還有傑裡·埃德加，以及一個博斯從未見過的男人。他看起來快四十歲的年紀，深色頭發，皮膚黝黑，穿著一件高爾夫球衫，袖子緊緊包裹著健壯的二頭肌。
“抱歉，我遲到瞭，”博斯說，“我沒想到是全體會議。”
“我們邊等你邊吃，”盧爾德說，“哈裡，這位是藥品管理局的霍文探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