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勒示意博斯到法庭前面來。博斯穿過隔離門，在欄桿邊找瞭一個位子坐下。他四下張望，發現博德斯在離他不到兩米之外，戴著鐐銬，坐在克羅寧夫婦中間。他身後還坐著兩個法警。
博斯回頭向法庭後邊看去。不少觀眾還紮堆在法庭門前，陸陸續續地退場。他的女兒在隊伍最後，正朝他這邊望著。她滿懷信心地朝博斯點點頭，博斯也朝她點點頭。博斯目送著女兒出瞭法庭後，將註意力轉回到博德斯身上。他輕輕地吹瞭一聲口哨，正好被博德斯聽到。這個身穿橙色囚服的男人轉過身盯著博斯看。
博斯沖他擠瞭擠眼。
博德斯馬上把視線移開瞭。這時哈勒走瞭過來，擋在博斯與博德斯之間。
“別理他，”哈勒說，“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
說著，哈勒在博斯身旁的空位子上坐下，趴在他耳邊低聲說道。
“我會爭取讓法官允許你當堂做證，”他說，“這次我不會做任何陳述，全靠你一個人。所以記住，你的發言一定要直截瞭當，而且要表現得義憤填膺。”
“我本來就是義憤填膺。”博斯說。
哈勒轉頭朝門口看瞭一眼。
“斯潘塞和戴利出去之前，你跟他們說上話瞭嗎？”
“我沒跟斯潘塞說過話。戴利是那個律師？”
“是啊，丹·戴利。他一般接聯邦法院的案子多一些，今天肯定是做慈善來瞭。要不然就是他早就認識斯潘塞。我讓西斯科調查一下。”
哈勒拿出手機，開始給他那已經與其他聽審觀眾一起被法官請出法庭的調查員編輯短信。博斯站起身，以便能看到哈勒的手機屏幕。哈勒讓西斯科從戴利那裡瞭解一下斯潘塞是否願意做證。他讓西斯科辦好之後給他回短信。哈勒的短信剛剛發出，霍頓就宣告會議開始瞭。
“好，書記員現在請開始記錄。正在進行的是法官召集當事各方舉行的閉門會議，不屬於正式聽證，當事各方不得將這裡所說的內容外傳。哈勒先生，請陳述如果你的動議獲得批準，你打算傳喚哪些證人，以及向本庭提交哪些證物。請長話短說。”
哈勒起身走到講臺前，把信箋簿放到講臺上。博斯可以看到哈勒信箋簿的第一頁寫滿瞭筆記，上面還畫著圓圈和箭頭。信箋簿下放著一個文件袋，裡面裝著他準備提交法庭的文件。
“感謝您給予我方這次機會，法官大人，”哈勒開場瞭，“您絕對不會為自己的這個決定而後悔，因為正如克羅寧和肯尼迪先生所言，本案確實存在司法不公的情況。隻不過真相並非像大傢想的那樣。”
“法官大人。”肯尼迪趕忙開口。他雙手攤開，一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樣子。
“哈勒先生，”霍頓說，“麻煩你往左側看一下——陪審席是空的。我說過長話短說。我可沒讓你對著不在場的陪審員們做正式陳詞。”
“是的，法官大人，”哈勒說，“謝謝您。那我們繼續。州檢察院的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接手本案後，對本案的證物進行瞭重新檢驗。他們在丹妮爾·斯凱勒的衣物上發現瞭DNA，但這份DNA並非來自當時殺害她而被定罪的普雷斯頓·博德斯，而是一個如今已不在人世的連環強奸犯盧卡斯·約翰·奧爾默。”
“哈勒先生，”霍頓再次打斷瞭哈勒，“你這是在重復本庭已知的事實。我允許你以參與訴訟者的身份介入本案，介入案件要求存在新情況，或者說案件方向上的變化。這個條件你能滿足嗎？”
“沒問題。”哈勒說。
“那就直接告訴我們有什麼新情況。不要重復本庭已經知道的事情。”
“我方提供的新情況就是：如果博斯警探可以獲準做證，他將向法庭提供證明文件和宣誓證詞，表明是有人施展詭計將盧卡斯·約翰·奧爾默的DNA植入瞭洛杉磯警察局的證物箱中以幫助普雷斯頓·博德斯逍遙法外，並獲得數百萬美元的誤判賠償。”
“施展詭計的是何人，哈勒先生？你是說是關押在聖昆廷死囚監獄的普雷斯頓·博德斯策劃瞭這一切？”
“並非如此，法官大人。我的意思是普雷斯頓·博德斯為瞭重獲自由孤註一擲，加入瞭這場陰謀。真正的策劃者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是克羅寧律師事務所。”
蘭斯·克羅寧立即起身抗議。
“這完全是胡鬧！我強烈抗議！”他說，“哈勒先生這是在用他陰險的指控詆毀我的聲譽，是他的當事人——”
“好瞭，克羅寧先生，”霍頓打斷瞭狂躁的克羅寧，“但我也要提醒你，我們現在進行的是閉門會議，雙方律師說的都不會傳到公眾耳朵裡。”
法官又轉向哈勒。
“你這是很嚴重的指控，哈勒先生，”他說，“你必須給出證據證明你的話，否則本庭不會采信。”
“我方會給出證據的，”哈勒說，“馬上。”
哈勒簡要指出瞭本案幾個自相矛盾的疑點，內容與博斯在走廊裡跟索托說的大同小異。如果證物中發現的DNA是真實有效的，那麼搜查普雷斯頓·博德斯公寓時發現的海馬吊墜就是偽造的證物。二者隻能有一個為真。
“我方認為海馬吊墜此前是，並且一直是本案真實有效的證物，”哈勒說，“盧卡斯·約翰·奧爾默的DNA是有人處心積慮制造的偽證。在我方說明造假過程是如何發生的之前，我想首先請法庭允許我的當事人就本案編造證據的問題做證。我的當事人擁有超過四十年的執法工作經歷，而且本案對他的清名和聲譽有著直接的影響。”
肯尼迪和克羅寧雙雙反對博斯在不接受交叉詢問的情況下做證，霍頓很快就做出瞭決定。
“今天的閉門會我們就不采取這種方式瞭，”他說，“一會兒公開聽證時，法庭會考慮你的這一訴求。不過我還是要說，博斯警探多年來多次在本庭做證，我從未對他的人品有任何懷疑。”
博斯向法官點頭致意，感謝他的善意支持。
“請繼續，哈勒先生。”霍頓說。
“好吧，那我們繼續。”哈勒邊說邊打開講臺上的文件袋，“法官大人和在座各位應該都清楚，克羅寧先生曾經擔任盧卡斯·約翰·奧爾默的代理人，而那個案子最後以奧爾默被判有期徒刑告終，直到奧爾默於兩年前去世。該案中，正是DNA這一關鍵證據將奧爾默與多起連環性侵案聯系起來，並導致奧爾默被指控。現在我想向法庭提交一份從該案檔案中找到的法庭命令。這份法庭命令要求檢方從辯護人身上提取DNA樣本送檢。”
肯尼迪起身抗議。
“法官大人，對方律師試圖說明克羅寧當年拿到奧爾默的DNA樣本後私自留存瞭一些，在多年後的案件中用來幫助他另一位當事人免除死刑。這樣的理論簡直可笑至極。哈勒先生應該十分清楚克羅寧先生根本接觸不到奧爾默的DNA樣本，證據鏈的有關工作規程要求證物在實驗室之間安全運輸。哈勒先生這是胡說八道，完全是在浪費法官大人的時間。”
哈勒搖搖頭，笑瞭笑。
“我胡說八道？法官大人，我們一會兒就會看到究竟是誰在胡說八道。我並不是說在奧爾默庭審之前證物在實驗室之間的運輸有什麼問題。問題在於辯方在庭審時並未對這份DNA證物提出疑問，而是稱雙方的性行為是自願的，而且辯方對DNA證物的匹配是認可的，但是庭審後證物的歸檔並未完成。按照肯尼迪先生剛剛一直吹噓的證物處理規程，私人實驗室沒使用的基因材料在案件審理完成後必須全部歸還洛杉磯警察局實驗室保管。但實際上，洛杉磯警察局實驗室並沒有該案的基因證物材料被歸還的記錄。這就是說證物失蹤瞭，法官大人，證物是從為克羅寧先生工作的實驗室手上失蹤的。”
這回輪到克羅寧起身抗議瞭。
“這太荒唐瞭，法官大人。那份材料從未經過我的手，我對實驗室是否歸還那份材料更是毫不知情。這真是無緣無故從天上掉下來的罪名——”
“再說一遍，我們現在開的是閉門會議，”霍頓說，“大傢都就事論事。哈勒先生，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我有幾份文件要呈遞法庭，”哈勒說，“第一份文件是市副檢察官塞西爾·弗倫奇的信。這封信證明普雷斯頓·博德斯已經向市政府提出申訴，要求市政府對洛杉磯警察局由於不當調查造成其被誤判死刑的相關損失進行賠償。這份申訴正是由蘭斯·克羅寧律師提出的。信中並未提及博德斯申請賠償的金額，畢竟現在為時尚早。不過常識告訴我們，一個人因市政府雇員的栽贓陷害被判死刑關瞭將近三十年，他申請賠償的金額至少也要數百萬美元。”
克羅寧又要起身，不料霍頓先他一步抬起一隻手，就像交警攔截車輛一樣，克羅寧隻得緩緩坐下。哈勒繼續說。
“另外，”他說，“我這裡有一份聖昆廷監獄的訪客記錄。我們可以看到蘭斯·克羅寧從去年一月起便開始定期約見普雷斯頓·博德斯。”
“他畢竟是博德斯的律師，”霍頓說，“律師約見獄中的當事人，這也沒什麼不正常的吧，哈勒先生？”
“當然沒有，法官大人，隻不過約見獄中死刑犯的必須是他的正式出庭律師。克羅寧去年一月才正式成為博德斯的出庭律師，而短短幾個月後他就為瞭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而致信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說出瞭奧爾默所謂的死前懺悔。”
博斯差點笑瞭出來。克羅寧接手博德斯案的時間點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卻仍然覺得可疑，而哈勒引導法官的方式更是完美。博斯將胳膊搭在旁邊的空位子上，順便掃瞭一眼坐在他右手邊的索托和塔普斯科特。他們看起來在認真地傾聽哈勒的陳述。
“還有，”哈勒說，“如果法庭準許我方的介入動議，我方準備傳喚的證人將證明申訴方提出的人身保護令中的關鍵內容存在可疑之處。比如，申訴方將其庭審辯護律師大衛·西格爾先生描述成一個品行敗壞之人，說西格爾先生在庭審時唆使博德斯做偽證，讓他說在自己公寓中找到的關鍵證物——海馬吊墜——並非被害人那一個，而是博德斯在聖莫尼卡碼頭買的那一個。”
“你方證人可以推翻這一證詞？”霍頓問道。
“是的，法官大人，”哈勒說，“我方請到瞭大衛·西格爾先生本人。他願意證明所謂他已經過世的報道以及他在一九八八年的庭審中唆使當事人做偽證的說法均與事實不符。他也願意證明博德斯先生當年的證詞完全是他自己為瞭解釋被害人的首飾為何在他手裡而故意捏造的。”
肯尼迪和克羅寧都立即起身抗議，但克羅寧還是讓肯尼迪先說。
“法官大人，這太荒唐瞭，”肯尼迪說，“即便大衛·西格爾確實健在，他的證詞卻是公然違反律師對當事人的保密義務，法庭根本不能采信。”
“法官大人，肯尼迪先生的說法我不能茍同，”哈勒說，“博德斯先生在申訴中不僅惡意中傷我的當事人博斯警探，還披露瞭當年的辯護策略，並試圖詆毀辯護律師的名譽，是他違反保密義務在先。我有一份視頻資料要提交法庭，這是六天前西格爾先生接受采訪的一段錄像。視頻中可以看出他仍然健在，並且思路清晰。他對博德斯先生及其律師的誹謗進行瞭駁斥。”
哈勒從衣服口袋裡掏出一個存儲著視頻資料的U盤。他把U盤舉過頭頂，法庭中所有人的註意力都集中在這個U盤上。
“哈勒先生，”霍頓說，“你剛才說的視頻資料的事情，我們稍後再議。本庭認為你的說法很有趣，但是十五分鐘的閉門會議即將結束，歸根結底，這件事最重要的隻有一點：被害人的衣物上發現瞭奧爾默的DNA。大傢似乎對這一點並沒有爭議。發現奧爾默DNA的衣物已經密封存放多年——遠遠早於奧爾默受審以及克羅寧先生可能獲得他的基因材料的時間，早於克羅寧先生認識博德斯先生，早於奧爾默先生在獄中死亡。你對此做何解釋？如果你無法解釋這一點的話，那麼本庭就要對此事做出裁決瞭。”
哈勒點點頭，看瞭看面前的信箋簿。博斯掃瞭一眼肯尼迪的側臉，他似乎正在得意地笑著。看來肯尼迪覺得哈勒根本沒辦法解釋DNA材料是如何出現在瞭密封的證物箱中。
“法官大人，您說得沒錯，”哈勒開口瞭，“被害人衣物上確實發現瞭奧爾默的DNA，我方對此沒有疑義。博斯警探和我本人都對洛杉磯警察局實驗室的工作質量抱有最大的信任。我們並不是說化驗分析的結果存在問題。我們認為被害人衣物上的DNA是在送檢之前被人放上去的。”
肯尼迪再次一躍而起，反對哈勒暗指洛杉磯警察局的證物檔案館以及參與經辦此案的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的兩名警探存在腐敗行為。
“索托和塔普斯科特警探的一舉一動均記錄在案，都是光明正大的，”肯尼迪說，“他們知道有時人在絕望之中會不擇手段。為此，他們在開啟證物箱時自發地進行瞭攝像，以避免任何篡改證物的事情發生。”
沒等法官回話，哈勒就從中插話。
“的確如此，”他說，“二位警官確實拍攝瞭整個過程。所以如果法庭允許，我想當庭播放這段視頻資料。這段視頻我已經編輯好，就存在我的筆記本電腦上，隨時可以播放。我請求法庭準許延長我的陳述時間。我現在就可以把電腦接到顯示屏上。”
說著，哈勒指瞭指陪審席對面墻上的屏幕。法庭此時鴉雀無聲。霍頓思考著哈勒的請求，而其他人也許在想哈勒是從哪兒搞到的這段視頻。博斯看到索托瞄瞭他一眼，他知道他已經違反瞭兩人心照不宣的保密協定。她當初把這段視頻分享給他可不是為瞭讓他捅到法庭上的。
“動手準備吧，哈勒先生，”霍頓說，“速度快一點。我會考慮將這段視頻作為法庭陳述的一部分。”
哈勒快步離開講臺回到座位邊，拿起放在博斯身旁地上的公文包。趁著從公文包裡取出筆記本電腦的工夫，他低聲對博斯說。
“時機到瞭。”他說。
“他們已經是甕中之鱉瞭。”博斯也低聲回復道。
五分鐘後，哈勒開始播放視頻。法庭中的所有人都全神貫註地看著，那些已經看過這段視頻無數次的人也不例外。視頻結束，無論是法官還是在場的其他人都一言未發。
“現在我再播放一遍視頻。這一次，我會在一個重要的時刻暫停。”哈勒說。
他開始播放視頻，然後按下瞭暫停鍵。屏幕上可以看到特裡·斯潘塞正在旁邊的房間裡註視著兩名警探。
哈勒從外套內袋裡取出一支鋼筆大小的激光筆，用紅色的光點在斯潘塞的圖像上畫瞭一個圈。
“這個人，他在幹什麼？他隻是在旁觀？還是另有目的？”
肯尼迪再次起身。
“法官大人，對方律師的異想天開已經到瞭荒唐的程度。這段視頻清楚地表明沒有人對證物箱做過手腳。在這種情況下，對方律師做瞭些什麼？他試圖將所有人的視線從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轉移到一個有責任監控證物開箱的檔案館工作人員身上。我們能不能停止這出鬧劇，回到糾正司法不公的正事上來？”
“哈勒先生，”霍頓說，“我的耐心正在逐漸耗盡。”
“法官大人，如果您能允許，我將在五分鐘內完成我的陳述。”哈勒說。
“很好，”霍頓說，“繼續陳述。隻是請加快速度。”
“謝謝您，法官大人。正如剛才我被打斷之前說的，這個男人究竟在幹什麼？我們對此十分好奇，並做瞭一點功課。結果，博斯警探認出這個男人長期在檔案館工作。他的名字叫特倫斯·斯潘塞。我們決定對斯潘塞先生進行調查，最終找到瞭可能令法庭震驚的發現。”
哈勒又從文件袋裡拿出一份文件。他瞥瞭蘭斯·克羅寧一眼，然後將這份文件遞給瞭法庭書記員，書記員又將文件遞到瞭法官手上。法官閱讀文件時，博斯看到哈勒向後退瞭一步，借著講臺的掩護從口袋裡掏出手機。他把手機放在齊胯的位置，偷偷地讀瞭一條短信。
博斯知道這條短信很可能來自西斯科，可能就是哈勒一直在等待的有關斯潘塞的消息。
哈勒此時應該已經看完瞭短信。他把手機放回口袋裡繼續對法官說。
“我們發現七年前，特倫斯·斯潘塞的房子差點被銀行沒收。那是我們國傢的一段困難時期，很多人都遇到瞭同樣的問題。斯潘塞當時身處困境，無力償還兩份抵押貸款，銀行也終於沒瞭耐心。即將失去房子時，他法拍房的案件律師幫瞭他一把。這位律師名為凱茜·澤爾登，也就是我們很多人現在都熟悉的凱茜·克羅寧。”
博斯可以真實地感受到法庭裡的空氣在這一刻凝固瞭。剛才還仰靠在豪華真皮座椅裡的霍頓此時已前傾身體，俯身彎向法官臺。他手中拿著哈勒提供的文件，一邊聽哈勒說一邊認真地讀著。
“澤爾登——也就是如今的克羅寧太太——當時幫斯潘塞保住瞭房子，”他說，“但其實她當時所做的無非是將不可避免的事情延後瞭。她讓斯潘塞借硬錢進行再貸款，可這筆錢七年後到期時，他要一口氣還五十萬美元。即便斯潘塞想賣房還錢，也得首先征得借他錢的私人投資基金的許可。結果就是債主選擇不讓斯潘塞賣房還錢，因為他們知道今年夏天這筆借款一到期，房子就歸他們瞭。
“於是可憐的特裡·斯潘塞無路可走。他拿不出五十萬美元，也沒辦法搞到這麼多錢。他想賣房也賣不瞭，因為抵押權人不允許。他怎麼辦的呢？他聯系瞭自己原來的律師、如今克羅寧律所的合夥人，問她自己該怎麼辦。就是在這一刻，法官大人，一個陰謀開始瞭，一個欺騙地方檢察官辦公室、誣陷我的當事人栽贓陷害的陰謀開始瞭。所有這一切都是為瞭幫助普雷斯頓·博德斯逃脫法律的制裁，並騙取洛杉磯市數百萬美元的賠償款。”
蘭斯·克羅寧已經站起來，做好瞭反駁的準備。肯尼迪卻緩緩地站起來，顯得有些猶豫。但是法官早已抬手示意二人肅靜，直盯著哈勒。
“哈勒先生，”法官緩緩說道，“這可是十分嚴重的指控。如果我允許你在公開庭審上做此陳述，你是否有任何證據支持你的說法？”
“當然，法官大人，”哈勒說，“我準備傳喚的最後一個證人就是特倫斯·斯潘塞。上周末我們發現他躲在拉古納海灘的一處住宅中，而這處住宅剛好屬於克羅寧夫婦。我已向他發出瞭傳票。現在他就在庭外的走廊裡，隨時可以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