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夏天，具體哪年有點記不清瞭，那幾年一晃就過去瞭，好像都是一年一樣。應該是在千禧年前後吧，我在北京談事兒，接到一個電話，電話裡頭說，莊廠長，他們要把主席拆瞭，你想想辦法。是廠子裡一個退休的老工人，當時我接瞭廠子，把這些人一起都接瞭。我說，哪個主席？他說，紅旗廣場的主席，六米高那個，後天就要給毀瞭。我知道那個主席，小時候我住得就離他很近。老是伸出一隻手，腮幫子都是肉，笑容可掬，好像在夠什麼東西。夏秋的時候，我們在他周圍放風箏，冬天就圍著他抽冰尜。我說，毀他幹嗎？他說，要換上一隻鳥。我說，一隻鳥？他說，是，叫太陽鳥，是個黃色的雕塑，說是外國人設計的，比主席還高兩米。我說，我不是市委書記，找我沒用，活人就別跟死人較勁瞭，在傢好好歇著吧，不差你退休金就完瞭。說完我把電話掛瞭。
第二天我飛回傢，晚上又出去接待瞭一撥人，弄到很晚，在洗浴中心睡瞭，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中午，和我一起來的人都走瞭。到瞭前臺，小姐端出一堆手牌，我挨個結瞭賬，打電話把司機喊來，給我送回傢。開到半路，我下車吐瞭一次，隔夜的酒從胃裡湧出來，好像巖漿一樣把食道熨瞭一遍。有一群老人，穿著工作服，形成一個方陣，在路中間走著，不算整齊，但是靜默無言。司機說，咋回事兒？跑這兒練健身操來瞭？我也納悶，擺瞭擺手，上車歪在後座，到瞭傢門口，我突然想起來，是主席，他們是奔著主席去的。我讓司機先走，自己在馬路牙子上坐瞭一會兒。看著自己的褲腿，幹幹凈凈，皮鞋，幹幹凈凈，就在幾年前，我穿著西褲和皮鞋，走在雲貴高原的土地上，皮鞋幾天就張嘴瞭，西褲的褲腿永遠蒙著黃土。我抬起手看瞭看表，這個鐘點，莊樹在學校上課，傅東心應該在睡午覺。自從她辭職之後，她的午覺就變得十分漫長，好像一天的主要工作是睡覺。我站瞭起來，攔瞭一輛出租車，說，去紅旗廣場。
出租車司機坐在防護罩裡，戴著一頂灰色的帽子，穿著司機制服。奇怪的是他還戴著一個口罩，那可是八月份的正午，烈日高照。我朝他面前的後視鏡看瞭一眼，他的一雙眼睛正在其中，也在看我。一個眼角突兀地向下彎折。我便把眼睛挪走瞭。
“紅旗廣場？”他的一隻手放在“空車”二字上，我說，是。他手指一勾，牌子一倒，“空車”熄滅。行瞭兩站地，已經看見主席無依無靠的大手，路卻突然擁堵起來，原來剛才看見的老人，隻是其中一支，眼前是另一隊方陣從路中間緩緩通過。不同的是，他們穿著另一種顏色和款式的工作服。司機把半個膀子搭在車窗外面，看著眼前的老人，沒按喇叭，也沒幹點別的，就是平淡地看著。我說，也是閑的。他說，誰？我向前指瞭指。他說，那你去幹嗎？我一愣，說，我去附近辦事，和主席像沒關系。他點點頭，說，也是，你沒穿工作服。我又一愣，說，咱們認識嗎？他說，不認識。你什麼意思？我說，沒什麼意思，就是覺得話頭有點怪，好像咱倆見過。他說，你是個板正人，我是個賣手腕子的，你可別抬舉我。我一時語塞，可能是昨晚喝多瞭，腦子不太對勁兒。
終於蹭到瞭廣場周圍的環島，他說，你到哪？我一邊朝廣場上看一邊說，你繞著環島走走。他說，你沒瞧見都堵死瞭？我說，你就走你的，耽誤你的時間我給你折成錢。他說，哦，錢是你親爹。我一下火瞭，說，你這人怎麼說話呢？他說，我是開出租的，不是你養的奴才，你下去。我望向後視鏡，他沒看我，而是小心地避過前車擺動的車尾。這個疤臉。一般這種人不是話癆，就是犟驢脾氣。一旦我下瞭車，再想打車回去，基本上沒有可能，所有路口都叉死瞭，還不斷地有老人從車縫裡向廣場走去，好像水流一樣。我說，天熱，咱都別急，你幫我繞一圈，咱就原路返回。他沒說話，開始向環島內側打輪，透過車窗，我看見紅旗廣場上，圍著主席像，密密麻麻坐滿瞭人。施工隊的吊車和鏟車在一角停著，幾個民警拎著大喇叭，卻沒有喊話，正在喝水。老人們坐在日頭底下，有些人的白發放著寒光，一個老頭，看上去有七十歲瞭，拿著一根小木棍，站在主席的衣擺下面，指揮老人們唱歌。在他的右手邊，另一個老頭坐在馬紮上，拉著手風琴，嘴裡叼瞭一棵煙卷，時不時翹起嘴巴的一角換氣。“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多麼溫暖，多麼慈祥，把翻身農奴的心照亮。我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哎，巴紮嘿。”
主席的脖子上掛著繩子，四角垂在地上，隨風擺動。幾個工人坐在後面的陰影裡，說著閑話。似乎眼前的這一幕和他們沒什麼關系，等他們鬧完，動動手指主席就倒瞭。我想起小時候，我和幾個小子就站在他們的位置，看著主席的後腦勺。一個人說，你說主席的腦袋真這麼大？另一個人說，胡扯，這麼大的腦袋不是怪物？他哥馬上給瞭他一嘴巴，你他媽的見過主席？嘴是棉褲腰？我當時尋思，如果主席的腦袋真這麼大，那他戴的軍帽能成多少頂我們戴的軍帽，他穿的軍褲能成多少條我們穿的軍褲？我又想，不對，主席的腦袋應該是正常大小，也許是大，但是大不瞭這麼多。他接見紅衛兵的時候，和紅小將的腦袋差不多大，如果他的腦袋果真這麼大，那千千萬萬的紅衛兵的腦袋豈不是也這麼大？這怎麼可能，因為我們學校有人去過，腦袋就和我一樣大。
車流緩緩地向前挪動，車裡的司機和乘客，無論是私傢車，運貨車，還是出租車，都有足夠的時間向廣場上張望。大傢歪頭看著這群老人。我已經很久沒回來過，搬走之後，幾乎沒回來過。那個建築好像我故鄉的一棵大樹，如果我有故鄉的話。上面曾經有鳥築巢，每天傍晚飛回，還曾經在我的頭上落過鳥糞。有好多個傍晚，我年紀輕輕，無所事事，就站在這兒看夕陽落山。那些時光在過去的幾年裡，完全被我遺忘，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好像一瞬間，我就成瞭現在的樣子。
“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個？”我說，“什麼？”已經幾乎繞瞭一圈瞭，我感覺到瞭後半圈，他的速度比其他車子都慢。“沒什麼，你現在去哪？”我看瞭一眼廣場上，好像圖畫一樣靜止瞭。“回剛才來的地方。”我說。他換瞭一個擋位，把速度開瞭起來。“你說，為什麼他們會去那靜坐？”過瞭一會他問我。我說，“念舊吧。”他說，“不是，他們是不如意。”我說，“嗯，也許吧。他們是借著這事兒，來泄私憤。”他說，“他們讓我想起來海豚。”我說，“什麼？”他說，“新聞上報過，海水污染瞭，海豚就遊上海岸自殺，直挺挺地，一死一片。”我沒有說話。他說，“懦弱的人都這樣，其實海豚也有牙，七十多歲，一把刀也拿得住。人哪，總得到死那天，才知道這輩子夠不夠本，你說呢？”我說，“也不是，也許忍著，就有希望。”他說，“嗯，也對。就是希望不夠分，都讓你們這種人占瞭。”我越發覺得他認識我。我很想讓他把口罩摘下來，讓我看看，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坐在出租車的後座，拼命回憶，他的音調，他的體態，但是總有些東西不那麼統一，從中作梗，像又不像。
到瞭目的地，他抬起“空車”二字，說，二十九。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個？我一邊拿錢包，一邊說，什麼？他說，主席像的底座，那些保衛主席的戰士有多少個？我說，我記得我數過，但是現在忘瞭。他接過我的錢，沒有說話，等我拉開門下車，他從車窗伸出頭說，三十六個，二十八個男的，八個女的，戴袖箍的五個，戴軍帽的九個，戴鋼盔的七個，拎沖鋒槍的三個，背著大刀的兩個。說完，他踩下油門，開走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