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標準
【原文】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上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１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２，何足算也？」
【註釋】
１硜硜（keng）：淺薄固執的樣子。２斗筲（shao）之人：」指器量狹小的人。鬥，古代量名；筲，竹筐，容量不大；斗、筲喻度量的狹小。
【譯文】
子貢問道：「怎樣才可以稱得上是士？」孔子說：「做事有羞恥之心，出使外國能很好地完成國君的使命。這樣的人可以稱得上是士了。」
子貢說：「敢問次一等的。」孔子說：「宗族稱讚他孝順父母，鄉親們稱讚他尊敬兄長。」
子貢說：「敢問再次一等的。」孔子說：「說話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有結果，這是淺薄固執的小人啊！或許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
子貢又說：「現在執政的那些人怎麼樣？」孔子說：「唉！這些器量狹小的人怎麼能算得上呢？」
【讀解】
「士」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的一個特殊階層，與近代文化中的知識分子相近。在商周時代，士屬於貴族中的下層，到春秋時代，則成了介於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一個特殊階層。孔子生活在這個時代，他本人也是這個階層中的一頁。所以，他和他的學生們對士有過各種論述。比較著名的如《裡仁》篇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如《泰伯》篇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些論述，都近似於我們今天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一樣，對「士」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賦予了社會歷史的重任。在本篇中，孔子又與子貢討論了不同層次的士的標準。
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一個層次的士是參與國家大事的「入仕」的士，或者說是「用之則行」，「達則兼善天下」的士。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二個層次的士是在鄉賦閒，沒有在朝廷做官的士，或者說是「捨之則藏」，「窮則獨善其身」的士。子貢與孔子討論的第三個層次的士是拘泥固執，不知通權達變的「任任然小人哉」的士，這種士是勉強可以稱得上的，實際上不太夠格的士。這裡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質。不少格言、座右銘一類的書籍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為孔子的格言而加以傳播推廣，可孔子卻明明說這種「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硜硜然小人哉！」孟子說得更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孔孟的論述一反一正而現點卻一脈相承，都是反對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義所在」，一切用「義」來衡量。只要合乎「義」，也就『唁不必信，行不必果」了。這種通權達變的思想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方面，孔子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為政》）孟子也說這：「君子不亮（通「諒」，即信）。惡乎執？」（《孟子·告子下》）君子不講信用，怎麼能有操守？孔子、孟子對「信」的論述都是很多的。但另一方面，又的確不能拘泥固執於「信」上而不知變通。這正如孔子與葉公談論關於「直」的問題一樣。葉公認為父親偷羊兒子告發是「直」，孔子卻認為應該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才是「直」。這是用孝、慈的禮數來變通。同樣的，在「信」的問題上也一樣，應不應該「言必信，行必果」，要用「義」來變通。比如說你對你的敵人也講信用，那豈不是太書獃子氣了嗎？
所以，我們既要講信用，又要根據實際情況，用「義」的原則來進行變通。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超脫出來，不做「硜硜然小人哉」的讀書人，而做一個通權達變的人。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實際上也蘊含著這樣的道理在內。